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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经济学奖得主又是史上最年轻,又是“师兄弟”
今年经济学奖得主又是史上最年轻,又是“师兄弟”

   想要知道一款新药有没有疗效,很多人都知道可以做试验:治疗组和对照组一对比,结果清晰可见。但如果换作是一项扶贫政策,能不能精准判断出它的效果呢? 有一群经济学家给出的回答是——设计实验。其中的3位开创者——阿比吉特·巴纳吉、埃丝特·迪弗洛和迈克尔·克雷默正是由于“在减轻全球贫困方面的实验性做法”,在昨天成功摘得了201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瑞典皇家科学院的颁奖词这样写:“2019年经济学奖获得者进行的研究,大大提高了我们应对全球贫困的能力。在短短的二十年中,他们基于实验的新方法改变了发展经济学,如今这已成为一个蓬勃发展的研究领域。” 实验方法触发经济学变革 “今年的获奖结果可以说是意料之外、情理之中。”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王永钦表示,意外的是,相较于以往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今年三位教授的年龄都不大,埃丝特·迪弗洛还是史上最年轻的获奖者。所谓“情理之中”则是因为他们开创的“方法论”在经济学触发了一场变革。 3名获奖者可以说是“一脉相承”。阿比吉特·巴纳吉和迈克尔·克雷默是同样毕业于美国哈佛大学的“师兄弟”,而阿比吉特·巴纳吉和埃丝特·迪弗洛现在都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担任教授。他们在社会科学领域引入了一种全新的实验方法,简单来说,就是把一个大的社会政策问题划分成更易于管理的几个较小问题,再随机抽取相关人群,借助实验组和控制组的对比,从而研究因果关系,检验政策的有效性。例如,用于改善教育成果或儿童健康的有效干预措施是什么?在他们看来,精心设计实验可以找到最好的回答,从而获得消除全球贫困的可靠答案。 在1990年代中期,迈克尔·克雷默和他的同事们通过野外实验来测试一系列可以改善肯尼亚西部学校成绩的干预措施,证明了这种实验方法的强大作用。阿比吉特·巴纳吉和埃丝特·迪弗洛也很快就对其他问题和其他国家展开了类似的研究。现在,这一实验研究方法完全支配了发展经济学。 研究成果具有减轻贫困的现实意义 真正的贫穷是一个很沉重的话题。阿比吉特•班纳吉和埃斯特•迪弗洛曾经调查了贫困人群最集中的18个国家和地区,从一系列具体的问题出发,详细解读了过去对贫穷和穷人的误解,并提出解决贫穷问题的具体办法。他们在合著的《贫穷的本质》一书中,观点鲜明地认为:“政府和慈善机构应当适当地助推,给贫困人群提供便利,比如政府补贴,银行降低取款收费,保险公司免费给穷人提供保险。要消除贫穷,就必须要倾听穷人的心声,理解穷人的生活方式,只有基于这样的理解,我们才能找到贫穷的原因,进而找到应对的方法。” 昨天的颁奖词指出,获奖者的研究成果大大地提高了我们在实践中与贫困作斗争的能力。作为一项研究的直接结果,超过500万印度儿童从学校的有效辅导课中受益。另一个例子是,许多国家已经对预防性医疗提供了巨额补贴。这些只是这项新研究如何帮助缓解全球贫困的两个例子。它还具有巨大的潜力,可以进一步改善世界上最贫困人口的生活。 上海交大上海高级金融学院副院长、金融学教授朱宁表示,今年三位获奖者的研究成果并不是特别大的理论贡献,但是对于整个全世界的扶贫工作以及贫困人口的减少则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这其实反映出了评审对社会价值和社会意义的重视,也是整个社会和经济学界对于贫困问题的关注。” 朱宁还表示,对于发展经济学的本身而言,过去一段时间整体发展相对比较缓慢,此次颁奖将鼓励这一个研究领域为人类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福利做出更多贡献。 有启发但并非放之四海皆准 今年获奖者的研究对于中国的脱贫攻坚工作有哪些启示? 朱宁认为主要有两个方面:“中国在脱贫攻坚上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如何能形成更系统性、理论化的方法论,这是我们可以在下一阶段提升的方面。另外一点,对于扶贫工作而言,如何更多借助市场化的手段,以个人激励作为标准,而不是依靠大规模撒胡椒面,这种思路也颇具有启发意义。” “实际上,如果不借助实验的方法,政府的政策很难得到精准评估效果,因此现在包括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都普遍借助实验方法来检验政策的有效性。但需要指出的是,局部实验其实存在一定缺点,也就是外推性比较差。”王永钦坦言,“实验的结果并不是放之四海皆准,各个国家贫困问题的解决还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才能真正让政策有效落地。” 文汇网 作者:唐玮婕[详情]

北京同乐城国际线址网 | 2019年10月14日 07:26
万喆:诺贝尔经济学奖 与其问得奖不如问得人才
万喆:诺贝尔经济学奖 与其问得奖不如问得人才

  诺贝尔经济学奖,与其问得奖不如问得人才 201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者 刚刚,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将201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阿比吉特·班纳吉(Abhijit Banerjee)、埃斯特·迪弗洛(Esther Duflo)、迈克尔·克雷默(Michael Kremer)三人,以表彰他们“在减轻全球贫困方面所提出的实验性方案”。其中,Esther Duflo是诺贝尔经济学奖现第二位女性得主,也是最年轻得主。 实验性经济学方案,贫困研究有益的突破 他们的得奖是不让人意外的,尤其在世界的这个时刻,贫富差距在加大,人民间相互理解的平台在撕裂,一切理论包括经济理论的应用性受到了怀疑。 《贫穷的本质》,阿比吉特·班纳吉、埃斯特·迪弗洛著,景芳译,中信出版集团2018年9月出版。 阿比吉特·班纳吉和埃斯特·迪弗洛在《贫穷的本质》这本书里提出,当面对解决贫困问题,首先要了解穷人,他们的生活,他们的想法,他们可能的反应,否则,就会发现一些理论和政策是失效的。 他们这样做了。为了摒弃扶贫政策方面充斥着立竿见影的泡沫,他们用15年始终坚持着这一行动目标。他们了解了,为什么小额信贷的实用性并非某些人所信奉得那么神奇,为什么穷人最终无法从保健制度中得到好处,为什么他们的孩子年年上学却不学习,为什么穷人不想交医疗保险,以此表明,为什么昔日的奇思妙想今天都遭到扼杀。此书也指出了很多充满希望的方面:为什么象征性的补助会比象征性的影响更重要,怎样健全商业保险制度,为什么在教育方面的资助“少一点即是多一点”,为什么好工作对于发展至关重要。 他们在方法上的创新也至关重要。印度媒体评价,本书含蓄地表达了经济研究无需将社会科学与经济学相结合的观点,这是研究方法上的惊人转变。《卫报》的评价是,他们为发展经济学做出了有力的尝试,并且非常清楚自己的观点与占统治地位的论证方法的差异。这些非常有头脑的经济学家丰富了贫困问题的基本原理——而这些原理经常为大众所误解……本书引发了关于发展周期的讨论。除了重点关注随机对照实验之外,还涉及了之前为学界所忽视或未得出一致观点的内容,如穷人是如何做决定的、他们的决定是否正确,以及政客们是如何应对这些决定的。198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默顿·索洛(Robert Merton Solow)则认为,阿比吉特·班纳吉和埃斯特·迪弗洛很擅长概括经济发展的秘密。他们运用了很多针对当地的考察记录及实验,探寻贫穷国家的穷人是怎样应付贫穷的。 你猜,你猜,你猜不着的奖项得主 有人说预测诺贝尔奖获得者和预测奥斯卡奖一样难。这纯粹是瞎说。两者预测的难度和得奖的难度有一致性。奥斯卡是“双规”奖项,基本上是规定时间规定地点;诺贝尔奖得主的成就往往在很久以前就建立而且即使不是如雷贯耳也在相关领域中有了相当重要的地位和有实际意义的运用,无论其成就影响力或奖项选择基础,都是超越时间和空间的。 精确预测某一届诺贝尔奖得主是个极度困难的任务,简直可以说和得诺贝尔奖一样难,甚至可以说更难。因为你会发现,诺奖得主几乎都是“我命由我不由天”的大神,他们基本上早已经是学术殿堂中的熠熠生光者,注定有一天得到新的奖项加持一下。而我等要在漫天星光中寻找出符合今次诺贝尔奖评委口味的“那个人”,不是也许不可能,而是根本不可能。 这当然和诺贝尔奖评选的流程有一定的关系。关于诺奖是怎么选出来的,过去曾经有一些“猜想”和“流言”,以至于学界甚至引发了一些争论。其实,诺贝尔奖是怎么选出来的,在其官方网站上有清楚详细的介绍,谁有资格提名谁有资格选等等,一目了然,毫无疑点可言。当然,对于谁提名了谁谁选了谁则是高端机密,知者必须缄口50年。Esther Duflo生于1972年,今年47岁,此前最年轻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是肯尼斯·约瑟夫·阿罗(Kenneth J.Arrow),他得奖于1972年,年龄是51岁。因无法知晓最年轻的“被提名人”年龄,我们假设最年轻的被提名人也就差不多这个年纪,倘若此人没有获奖,知道此消息也得是百岁老人了。而诺贝尔奖并不颁发给已过世的学者,因此,恐怕获知自己或者别人是否曾经被提名其实是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所以博彩公司会大张旗鼓的跑出来让大家猜谁会获得奥斯卡奖的“影帝”“影后”等等,而且结果还多半八九不离十。但对诺贝尔奖,尽管关于文学奖等等也有好事者众想要“搏一搏”,却几乎都是猜得“不如意者十之八九”。而对于自然科学、经济学奖项,甚至都没有这种“开盘”,概率实在是太低了嘛。 猜不猜得着又怎样?得不得的了又怎样? 现在说到诺贝尔奖经常会出现一个词,“陪跑”。这个词过去经常在奥斯卡奖评选里听到。比如说“小李子”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长年“陪跑”,一朝“梦圆”等等。但在诺贝尔奖里,严格意义上其实很难说谁“陪跑”。奖项得主若在午夜梦回被人吵醒说:“您好,恭喜您,您获奖了”时,只是需要多清醒清醒看看自己是否半梦半醒,而不会需要在此时唱起“可惜又是你,陪我到最后”。因为谁也不知道自己被谁陪以及自己陪过谁。 今年化学奖得主之一是日本吉野彰教授。东京电视台兴冲冲去“挖老底”,找到人家二十几年前就去过的居酒屋,采访了当时就在的老板娘。老板娘笑吟吟地祝贺吉野彰教授,并“爆料”,“他二十几年前来这里就说会获得诺贝尔奖了呢”。 全世界都大笑。 但我觉得有个人说不定会很伤心。如果他也去过了居酒屋,也有个老板娘接受采访,可能会说,“他二十年前来这里,我们就说,听说你要获得诺贝尔奖了呢,村上君”。 可是,尽管一定也会有虚荣心,对于真正的学者或作者来说,还是做自己热爱的、想要做、应该做的事情更为重要。当获悉被授予2018诺贝尔经济学奖之后,耶鲁大学经济学教授威廉·诺德豪斯(William D.Nordhaus)照常给学生们上课。新闻发布会被推迟,校长、院长等一大批人也只能等新科诺奖得主讲完课再正式向他道贺。 2019年诺贝尔化学奖另一名得主John B Goodenough更是拥有“彪悍的人生”。经历过好多看上去没有“前途”的选择,什么阅读有障碍所以只能选学数学,什么上芝加哥大学物理系第一次考试就挂了,什么做了24年磁性材料研究刚有成果预算被砍了,什么做锂电池牛津不愿意帮忙申请专利只好拱手送人等等。对于钱也毫不在意,那个被“送”的专利据说最后被索尼买走继续开发,现在这个领域价值连城,他压根儿无所谓。他一心只想继续研究,现在成为有史以来年龄最大的诺奖得主。 时代进步,研究深入,不用争,都有份 很多人在讨论中国经济学家什么时候能够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同其他领域一样,理论研究很枯燥,也非常需要积累。新中国各学科积累的时间并不算长。但中国经济的成功早已经获得世界瞩目,想要进一步深刻研究的大有人在。 前不久有一些传言,似乎是中国经济的“双轨制”受到了更多注意。随即网络上甚至开始流传一些文章,对于“双轨制”理论所有权应该“花落谁家”进行争论,一时间有点分不清理还乱的意思。 其实,一种理论并不见得是一锤定音完事的东西,在时代前进的阶段中,可以有不同的理解,经由不同的手段和工具,创造出新的理论内涵和应用。也可能多次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比如说博弈论。 1944年,约翰·冯诺依曼(John von Neumann)与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家奥斯卡·摩根士特恩(Oskar Morgenstern)著《博弈论和经济行为》,通过阐释二人零和博弈论,正式奠定了现代博弈论的基础。 1950年,约翰·纳什(John Nash)以非合作博弈(Non-cooperative Games)为题写出27页博士论文毕业,提出后来被称为“纳什均衡”的博弈理论。1994年他被授予诺贝尔经济学奖。 此后,1996年、2001年、2005年、2007年、2012年等博弈论学者都在获奖名单中。 尤其是2005年,托马斯·谢林(Thomas C. Schelling)因为“通过博弈论分析改进了我们对冲突和合作的理解”而被授予诺贝尔经济学奖。谢林的非数理博弈理论是建立在对新古典经济理论分析方法突破的基础之上的,与主流的数理博弈理论在研究方法和侧重点上有很大不同,它完善和发展了现代博弈论。 也就是说,约翰·纳什本就是“突破性”的以非经济学家身份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家奖项第一人,而经济学家托马斯·谢林又从某种意义上进行了突破,不是坚持采用数学语言和公理性的方法来进行研究,而沿着非数理却仍然严格逻辑的路径,对博弈论的建立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当一种理论突破是有创造性的,而且逻辑深刻、理论成熟、架构完善、有普适性,就一定会受到普遍认可。 人才如何汇聚 有人质疑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提名、评选也是有各种“裙带”关系的。谁是谁的学生谁是谁的老师谁是谁的同门谁是谁的亲朋好友啥啥啥啥啥的。 这个确实不知道。 那国内评奖呢,是不是有这个问题?是因为国内有这个问题所以觉得国际上也有?还是国内没有这个问题就国际上有? 这个咱也确实不知道。这个咱也不知道怎么去问。 但是从很多诺奖得主的书籍里面看,他们之间的联系还真的蛮多的。 比如说罗伯特·希勒(Robert J. Shiller),2013年因“资产价格实证分析方面的贡献”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他写过《动物精神》,合作者是乔治·阿克尔洛夫(George A. Akerlof),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在这本书里讲“复利”时,希勒还拿阿克尔洛夫的妻子做例子,说她如何聪明地勤俭持家。这位“贤妻”就是美联储前主席耶伦。 2017年,理查德·H·泰勒(Richard H. Thaler)凭借其为“行为经济学所做的贡献”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他写过《“错误”的行为》,里面当然不可避免提到了丹尼尔·卡尼曼(Daniel Kahneman),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卡尼曼也是难得的非经济学家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学者,他的研究领域也是行为经济学。书中还提到很多其他诺奖得主,但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肯尼斯·阿罗的出现。由于行为经济学在经济学领域受到很多质疑,尤其在较早时期,经济学者和心理学者都不愿意加入相关研究和实验,泰勒的研究举步维艰。阿罗是最早认识到行为经济学“先进性”的人之一。尽管他自己在古典领域已经是如鱼得水游刃有余,被很多“大牛”认为是有资格拿好几个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人,但是他依然思路开阔、热爱研究,不断探寻新的方向。虽已届高龄,他给了泰勒相当的支持。 我们可能会看到,当代最负有盛名的人,他们经常有来往。 正如当科斯初初崭露头角,他在美国一个家庭聚会里与一群芝加哥大学经济学教授激烈辩论,最后彼此理解。这群人中就有数人后来成为诺奖得主。 然而从另一个角度看,莫如说,当代思维最活跃最深刻最有创造力的人,他们经常来往。 当我们看到得奖的总是那些地方、那些学校,与其去问,怎么总是你?不如问,你有什么办法,能够吸引、培养、留住这么多优秀人才? 后记 有人说中国很快就会拿到诺贝尔经济学奖,有人说中国人拿不到诺贝尔经济学奖,有人说中国人没必要拿诺贝尔经济学奖。 或者这并不是问题的关键。 诚如那些拿到过或没有拿到过奖的学者和作者们,做好自己的事,才是最重要的。 而怎么才能建立这样一个机制,越来越吸引人,越来越吸引心无旁骛乐此不疲追寻自己科研目标的人,越来越吸引那些一心想好好做事的人并且给他们足量的空间去做好自己的事开拓自己的思路有足够的争论空间,才是最重要的。 正像是本届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重要著作中所指出的一样,即使在任务看上去无比艰难的情况下,我们依然要敢于坚持,成功并不总像看上去那样遥远。 (作者万喆为经济学家,澎湃新闻特约评论员)[详情]

澎湃新闻 | 2019年10月14日 07:21
2019诺贝尔经济学奖花落三人,其中一对是“夫妻档”
2019诺贝尔经济学奖花落三人,其中一对是“夫妻档”

  2019诺贝尔经济学奖花落三人,其中一对是“夫妻档” [详情]

新京报 | 2019年10月14日 06:51
诺贝尔经济学奖50周年为何心系“贫困”
诺贝尔经济学奖50周年为何心系“贫困”

  诺贝尔经济学奖50周年为何心系“贫困” 来源:北京商报 在50周岁到来的这一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将目光投向了贫困社会。无论是探寻贫穷根源的阿比吉特·班纳吉,还是试图了解穷人经济生活的艾丝特·杜芙若,抑或是致力于慈善事业的麦尔尔·克雷默,都在贫困——这个全人类探索已久的道德话题之下兢兢业业。值得注意的是,从去年的经济可持续增长主题以来,这个曾经饱受“是否对全人类做出重大贡献”质疑的奖项,似乎越来越来关注人类。 01、从班纳吉到克雷默 当地时间10月14日中午,201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在瑞典揭晓,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阿比吉特·班纳吉(Abhijit Banerjee),艾丝特·杜芙若(Esther Duflo)及迈克尔·克雷默(Michael Kremer)摘得奖项,以表彰他们“在减轻全球贫困方面的实验性做法”。 其中,阿比吉特·班纳吉和艾丝特·杜芙若是夫妻,且同在麻省理工学院(MIT)任职,迈克尔·克雷默则在哈佛大学任职。班纳吉为麻省理工学院福特基金会国际经济学教授,曾获得Infosys社会科学和经济学奖。 出生于1972年的法国经济学家艾丝特·杜芙若,是目前最年轻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在研究中,她试图了解穷人的经济生活,目的是帮助设计和评估社会政策。她曾在卫生、教育、金融包容、环境和治理等领域工作。此前,最年轻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是肯尼斯·约瑟夫·阿罗,1972年他获奖时为51岁。 同时,杜芙若也是第二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女性得主。此前,美国经济学家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因其对经济治理尤其是公共经济治理方面的研究,于2009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成为首位获得该奖项的女性。 相较于前两者的麻省理工学院背景,迈克尔·克雷默有些不同,现任哈佛大学发展社团盖茨教授。克雷默在发展经济学领域表现出色,为美国艺术与科学学院院士,并为麦克阿瑟奖学金获得者和总统学院奖学金获得者。在最近的研究中,克雷默调查了发展中国家的教育、卫生、水和农业,并帮助制定了疫苗预先市场承诺,以刺激发展中国家在疫苗研究和疾病疫苗分销方面的私人投资。 “阿比吉特·班纳吉教授、艾丝特·杜芙若教授、迈克尔·克雷默教授,今年的获奖者进行的研究大大提高了我们对抗全球贫困的能力。在短短的二十年中,他们基于实验的方法改变了发展经济学,现在已经成为蓬勃发展的研究领域。”评委会给出了这样的颁奖词。 02、从本质到细枝末节 为什么数万亿美元的援助未能救穷人于水火之中?为什么穷人摆脱不了贫穷?在2013年与克拉克奖得主埃斯特·迪弗洛共同出版的经济学著作《贫穷的本质:我们为什么摆脱不了贫穷》中,班纳吉从穷人的日常生活、教育、健康、创业、援助、政府、NGO等生活的多个方面,探寻贫穷真正的根源。 “今年的获奖者引入了一种新方法,以获得关于消除全球贫困的最佳方式的可靠答案。简而言之,它包括把这个问题分成更小、更容易处理的问题——例如,改善教育成果或儿童健康这样的小方面。”在官网的新闻稿中,评委会道出了三位经济学家的获奖理由。 从细微处入手更利于看到问题的本质。杜芙若与丈夫班纳吉以及哈佛的印度裔教授Sendhil Mullainathan共同创立的Abdul Latif Jameel贫困行动实验室(J-PAL)就是从实际出发、拆解贫困问题的典例。 该实验室研究地主要在印度和肯尼亚,目的在于与政府和非政府组织一道实施反贫穷计划。这一实验室集合了一大批发展经济学家,集中在发展中国家的微观经济问题,研究方法主要采用大规模田野实验。比如在一些研究中,杜芙若发现,在印度北部,当给采取疫苗注射措施的家庭奖励每家一袋小扁豆后,家庭成员注射疫苗率从5%上升到40%。 克雷默也有过类似的田野试验经历。上世纪90年代中期,克雷默曾和同事利用实地实验,测试了一系列可以改善肯尼亚西部学校教学效果的干预措施。 成果不止如此而已。评委会指出,三人研究的直接结果之一,是有超过500万印度儿童从学校的有效辅导课中受益。另一个例子是许多国家已经对预防性医疗提供了巨额补贴。而这些,只是这项发展经济学如何帮助缓解全球贫困的两个例子。 除了试验,三位经济学家也有过贫困问题的反思。在《贫穷的本质》一书中,班纳吉不仅探寻了贫穷的根源,也对关于贫穷的一些流行观点进行了反思,比如援助越多穷人的依赖性越强,外部援助不起作用等,指出多年来的扶贫政策大都以失败而告终,原因就在于人们对于贫穷的理解不够深刻。 03、从策略到实证 作为诺贝尔奖项中最年轻的后辈,诺贝尔经济学奖与其他几个奖项不同,不是根据阿尔弗雷德·诺贝尔的遗嘱所设立的,而是瑞典国家银行为纪念他于1968年设立的奖项,也称为瑞典银行经济学奖。奖项自1969年起,由瑞典皇家科学院颁布。自1969年以来,已颁发了50次诺贝尔经济学奖,共有81人获奖。其中,25次颁给单个获奖人,19次由两位获奖人共享,6次由三位获奖人分享。 但正是这份不同,使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颁发,曾被质疑违背了诺贝尔遗嘱中“对全人类做出巨大贡献”的要求,经济学家的贡献被认为不见得名实相符,而获奖最多的新古典主义学派,也不存在“处理金融灾难的知识系统”。 2001年,诺贝尔家族成员曾在《瑞典日报》上发表公开信,批评诺贝尔经济学奖,认为设立诺贝尔经济学奖降低了诺贝尔奖的格调,并在接受采访时指出,诺贝尔经济学奖只不过是一些经济学家为了提高自己的知名度而采取的“公关策略”。 近年来,诺贝尔经济学奖对于实证议题的关注开始增加。去年,威廉·诺德豪斯和保罗·罗默因为对经济可持续增长的贡献获得该奖项。彼时,正处于经济增速放缓的焦虑席卷全球之际,评委会给出的颁奖词是,“他们设计出一些方法,来解决我们目前关于创造经济长期可持续增长最基本以及最紧迫的问题。” 在更早之前的2015年,安格斯·迪顿因为对消费、贫穷与福利方面的研究而获奖。“这是第一个明确承认现代经济学研究日益实证化的诺贝尔奖,未来这样的诺贝尔奖可能会越来越多,”彼时,密歇根大学的经济学和公共政策教授贾斯汀·沃尔弗斯直言。而现在,诺贝尔经济学奖“走近人类”的趋势越来越明显。 “全球仍有7亿多人维持在极低的收入。每年,约有500万五岁以下的儿童死于疾病,而这些疾病本来可以通过廉价的治疗方法预防或治愈的。世界上有一半的儿童仍然没有基本的识字和计算能力就离开了学校。”在新闻稿中,评审委员会坦言,尽管近来在解决全球贫困问题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但人类面临的最紧迫问题之一就是减少各种形式的全球贫困。[详情]

同乐城国际线址财经综合 | 2019年10月14日 06:30
2019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援助越多,穷人越依赖?
2019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援助越多,穷人越依赖?

  10月14日,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将201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阿比吉特·班纳吉、埃斯特·迪弗洛和迈克尔·克雷默,以表彰他们“在减轻全球贫困方面所提出的实验性方案”。为什么大多数的扶贫政策都以失败而告终?下文经授权摘自《贫穷的本质》。 撰文丨阿比吉特·班纳吉、埃斯特·迪弗洛 你真的了解穷人吗? 不到5岁便夭折的儿童每年有900万。在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地区,产妇死亡概率为33%,这一比例在发达国家仅为0.018%。全球至少有25个国家,大多数为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其人口的平均寿命不超过55岁。仅在印度一国,就有超过5 000万的学龄儿童连简单的课文也看不懂。 看了上面这段文字,或许你只想把书扔到一边,不去想世界贫穷这件大事,因为这个问题看上去太宽泛、太棘手。然而,我们写这本书的目的就在于,劝你不要那样做。 宾夕法尼亚大学近期的一项实验表明,这一问题的重要性会令我们无比震惊。3研究人员发给每个学生5美元,让他们填写一份简短的调查表,然后再给他们看一份传单,请他们为 “拯救儿童”(全球慈善机构之一)捐款。传单有两种不同的类型,有些学生所看到的传单是这样的: 马拉维的食品短缺影响着超过300万儿童;在赞比亚,自2000年以来的严重干旱已导致粮食产量下降42%。因此, 300万赞比亚人将面临饥饿,400万安哥拉人(占安哥拉人口总数的1/3)已被迫离开自己的家乡,超过1 100万埃塞俄比亚人急需食品援助。 《贫穷的本质》,阿比吉特·班纳吉、埃斯特·迪弗洛 著,景芳 译,中信出版集团2018年9月。本文经授权摘编自该书第一章,有删节。 另外一些学生所看到的传单上画着一个小女孩,还有这样一些文字: 罗西娅是一个来自非洲马里的7岁女孩,她过着极度贫穷的生活,甚至面临着挨饿的危险。然而,您的经济援助将会改善她的生活。有了您以及其他好心人的支持,“拯救儿童”将与罗西娅的家人以及社区里的其他人一起帮助她,让她能吃饱饭,接受教育,具备基本的医疗及卫生常识。 看了第一份传单的学生平均每人捐了1.16美元。和第一份传单不同,第二份传单展现了一个人而不是数百万人的困境,看了这份传单的学生平均每人捐了2.83美元。这样看来,学生们愿意为了罗西娅而承担一点儿责任,但在面对广泛的全球性问题时,他们就不免有些泄气了。 接下来,研究人员又随机选定了一些学生,先告诉他们这样一个现象,即人们不愿关注那种泛泛的信息,他们更有可能会捐钱给某一特定受害者,然后再给这些学生看那两份传单。结果显示,看了第一份传单的学生平均每人捐款1.26美元,与事先不知道该现象的学生所捐的钱差不多。然而,看了第二份传单的学生在得知这种现象之后,平均每人仅捐了1.36美元,远远低于不知道该现象的学生所捐的钱。鼓励学生们再想想反而使他们对罗西娅不那么慷慨了,但也没有对每个马里人都更慷慨了。 学生们的反应是一个典型案例,说明了大多数人在面对贫穷等问题时的感觉。我们的本能反应是慷慨,特别是在面对一个身陷困境的7岁小女孩时。然而,正如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学生们一样,我们在重新考虑之后常常失去信心:我们捐的那点儿钱不过是沧海一粟,而且这些善款的安全性也得不到保障。这本书会让您再好好想想,如何摆脱那种“贫穷的问题难以解决”的感觉,从一系列具体问题出发,重新审视这一挑战。这些问题只要能得到恰当的定位并为人们真正理解,就能够逐一得到解决。 遗憾的是,关于贫穷的辩论往往不是这样展开的。很多侃侃而谈的专家并没有讨论怎样抗击痢疾和登革热最有效,而是专注于那些“大问题”:贫穷的最终原因是什么?我们应该在多大程度上信任自由市场?穷人能够受益于民主制吗?外来援助可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等等。 阿比吉特·班纳吉(Abhijit V.Banerjee) ,2019奶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福特基金会国际经济学教授。曾就读于印度加尔格达大学、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大学及美国哈佛大学;曾任发展经济学分析研究局局长、美国艺术科学研究院及计量经济学会研究员、古根海姆基金会及艾尔弗雷德·斯隆基金会研究员。获2009年度印孚瑟斯(Infosys)奖等多个奖项,曾任世界银行和印度政府等多家组织机构荣誉顾问。 杰弗里·萨克斯是联合国顾问、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地球研究所主任,同时也是一位贫穷问题专家。他对上述问题的回答是:贫穷国家之所以贫穷,原因在于这些国家往往都气候炎热、土地贫瘠、疟疾肆虐、四周被陆地所包围。因此,如果没有大量的原始投资助其解决这些地方性问题,这些国家很难提高自己的生产力。然而,这些国家却因为贫穷,无法支付投资回报——这就是经济学家们所谓的“贫穷陷阱”。除非这些问题的解决能够落到实处,否则无论是自由市场,还是民主制,都帮不上什么大忙。外来援助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能启动一种良性循环,即辅助穷国在关键领域投资,从而提高其生产力;由此而产生的更高收入会带来更多投资,收益将呈螺旋状上升。萨克斯在其2005年《贫穷的终结》(The End of Poverty)一书中称,如果富国在2005—2025年间每年拿出1 950亿美元的资金来援助穷国,那么贫穷问题到2025年末便可完全得到解决。 然而,还有一些侃侃而谈的人认为,萨克斯的回答是错误的。曼哈顿的威廉·伊斯特利挑战了纽约大学的萨克斯,随着其著作《在增长的迷雾中求索》(The Elusive Quest for Growth)及《白人的负担》(The White Man’s Burden)的面世,他已经成为反援助人士中最具影响力的公众人物之一。丹比萨·莫约是一位曾在高盛投资公司及世界银行任职的经济学家,她在出版的《援助的死亡》(Dead Aid)一书中,对伊斯特利的观点表示赞同。他们都认为,援助的弊大于利:援助使人们停止寻找自己解决问题的方法,腐蚀地方机构并削弱其作用,导致一些援助机构形同虚设。对于贫穷国家来说,最好遵循一个简单的原则:只要有自由市场和恰当的奖励机制,人们就能自己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避免接受外国人或自己政府的施舍。从这个意义上讲,在看待世界运转的方式上,对援助持悲观态度的人实际上表现得颇为乐观。伊斯特利认为,“贫穷陷阱”并不存在。 到底应该相信谁? 我们到底应该相信谁?是相信那些认为援助能解决问题的人,还是相信那些认为援助只能使问题恶化的人?这一问题无法从理论上得到解决,我们需要的是证据。然而,遗憾的是,那种常常用来解答大问题的数据并不能得到人们的信任。引人注目的奇闻逸事比比皆是,有些事件甚至可以用来支持任何立场。例如,卢旺达在遭受种族灭绝之后的几年里得到了大笔捐款,整个国家逐渐走向繁荣。由于国民经济得到了发展,卢旺达总统保罗·卡加梅开始制定政策,尽量不再接受援助。那么,我们应将这个例子看作是援助好处的证明(萨克斯的观点),还是自力更生的典型代表(莫约的观点),还是二者兼备? 由于诸如卢旺达这样的个例没有最终定论,大多数研究哲学问题的人更喜欢在多个国家之间做比较。例如,针对世界上几百个国家的数据表明,接受更多援助的国家并不比其他国家发展得快。这常常被认为是援助无用的依据,但实际上,这也可能意味着相反的观点。或许,援助使某些国家避免了一场灾难,没有援助的话情况会更糟。对此,我们并不了解,只是在泛泛地猜测而已。 然而,假如没有支持或反对援助的依据,我们又该怎样做呢?——放弃穷人?这种失败主义的态度不是我们所应持有的。实际上,答案是可以找到的。这本书整体上就采用了一种答案延伸的形式——不过不是萨克斯和伊斯特利喜欢的那种泛泛的答案,它要告诉你的不是援助的好与坏,而是援助在一些特定的事例中是否带来了好处。我们虽然不能断定民主制的效力,却可以就是否应改变其组织方式谈谈感想,使其更有效地运行于印尼的农村等地。 无论如何,对于某些大问题(如外国援助是否有效)的回答是否像我们有时听到的那样重要,我们尚不明确。无论是伦敦、巴黎或华盛顿特区那些热心于帮助穷人的人,还是不那么热心于此的人,他们都认为援助的作用十分突出。实际上,援助只占每年给穷人所划拨的款项的一小部分,大多数针对全球穷人的计划都由各国自身的财政部门制定。例如,印度基本上不接受援助。2004—2005年间,印度为穷人的基础教育计划投入5 000亿卢比(310亿美元)。即使是在非洲这样急需援助的地方,这一数字也只占政府2003年度全部预算的5.7%(如果我们排除尼日利亚和南非这两个几乎不接受援助的大国,那么这一比例为12%)。 埃斯特·迪弗洛(Esther Duflo),201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经济系阿卜杜勒·拉蒂夫·贾米尔扶贫与发展经济学教授;曾就读于法国巴黎高等师范学院和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获大量荣誉:约翰·贝茨·克拉克奖2010年度“美国40岁以下最佳经济学家奖”,2009年度麦克阿瑟“天才”奖学金,《经济学人》杂志“八大杰出经济学家”之一,《外交政策》杂志“百位最具影响力思想家”之一,《财富》杂志2010年“40位40岁以下”最具影响力的企业领导人之一。 更重要的是,援助的是是非非引发了无数没完没了的争论,这模糊了真正的重点——钱的去处。这就意味着政府要选择正确的资助项目——该项目对穷人有好处吗?是该给老人发养老金,还是为病人建诊所?然后,弄清楚最好的操作方式是怎样的。比如,诊所的运作及人员配备可以采取很多不同的方式。 为援助问题而争论的人基本上都同意一个前提,即我们应在力所能及时向穷人伸出援助之手。这也在情理之中。哲学家彼得·辛格曾写过关于拯救陌生人的道德准则,他评论说,大多数人都愿意牺牲一件价值1 000美元的衣服,换取一个落水儿童的性命。辛格还认为,这名落水儿童就是那些每年活不到5岁的900万儿童之一。经济学家、哲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的观点也得到了很多人的赞同。他认为,贫穷会导致令人难以容忍的人才浪费。用他的话来讲,贫穷并不仅仅意味着缺钱,它会使人丧失挖掘自身潜力的能力。一个来自非洲的贫穷小女孩即使很聪明,可能最多也只能上几年学。她很可能由于营养不良而无法成长为世界顶级运动员,而且即使她有什么做生意的好想法,也没有启动资金。 的确,对于发达国家的人来说,这种对生命的荒废可能没有什么直接影响,但对于这个非洲小女孩来说却影响很大:她可能沦落为携带艾滋病毒的妓女,将病毒传染给一个来到非洲旅游的美国人,而这个美国人又会将病毒带回自己的国家。或者,她可能会患上一种耐抗生素的肺结核,这种病毒最终可能会传播到欧洲。如果她当初接受了足够的教育,她可能已经研制出了治疗阿尔茨海默病的良药,或者就像中国小姑娘戴满菊一样,她上学的机会来源于银行职员的一个疏忽,这可能使她最终成为雇用上千人的商业巨头。尼古拉斯·克里斯托弗和舍丽·吴顿在其著作《半边天》(Half the Sky)中讲述了这个小姑娘的故事。即使她没有这样的际遇,我们又有何理由不给她一次机会呢? 北京时间10月14日,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将201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阿比吉特·班纳吉、埃斯特·迪弗洛和迈克尔·克雷默三人,以表彰他们“在减轻全球贫困方面所提出的实验性方案”。 我们知道帮助穷人的有效方式吗?当我们回到这个问题时,分歧便会显现。辛格关于帮助别人的观点中隐含了一个前提,即你知道如何去做。在你不会游泳的前提下,甘愿牺牲一件衣服的道德准则便显得苍白无力。正因如此,在《你能拯救的生命》(The Life You Can Save)一书中,辛格不辞辛苦地为读者列举了很多实例,告诉他们可以在哪些地方伸出援手。在辛格的网站上,这部分内容是定期更新的,尼古拉斯·克里斯托弗和舍丽·吴顿也是这样做的。道理很简单,只谈世界上存在什么问题,而不去谈可行的解决方案,这样只能导致社会瘫痪,而非进步。 因此,真正有用的方式是从实际问题的角度去思考,这样就可以有针对性地找出解决具体问题的方法,而不是空谈外来援助。例如,世界卫生组织称,疟疾在2008年造成约100万人丧生,其中大多数是来自非洲的儿童。对此,我们认为,让人们睡在经过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中,这样就可以挽救很多条性命。研究表明,在疟疾传播严重的地区,让人们睡在经过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中,可以将疟疾的感染病例减少一半。那么,怎样做才能保证儿童都睡在这样的蚊帐中呢? 只要拿出约10美元,一个家庭就能得到一个经过杀虫剂处理的蚊帐,还会有人教他们怎样使用这种蚊帐。政府或非政府组织是否应向家长们免费提供这种蚊帐?或者按优惠价卖给他们?还是让他们自己去市场上按全价购买?这些问题是可以回答的,但答案却不甚明了。很多“专家”在这些问题上的立场十分强硬,却拿不出任何有力的证据。 疟疾是一种传染病,如果玛丽睡在蚊帐中,约翰就不太可能被传染——如果至少有一半人口睡在蚊帐中,另一半人口即使没睡在蚊帐中,他们被传染的概率也会极大降低。问题是,睡在蚊帐中的孩子的人数还不到总人口数的1/4。对于马里及肯尼亚的很多家庭来说,10美元的花费有些高。考虑到使用者及社区中其他人的利益,以优惠价销售蚊帐或免费赠送蚊帐似乎是个好办法。的确,免费发放蚊帐正是杰弗里·萨克斯所提倡的。伊斯特利和莫约则对此持反对态度。他们认为,如果人们不花钱就得到了蚊帐,那么他们就不会对其加以珍惜,因而也就不会去用。即使他们用了,也可能会因此对施舍习以为常,在以后需要自己花钱购买蚊帐时便会退缩,或是在需要其他物品时也不愿自己花钱,而是等着别人免费赠送。这种情况会摧毁运转良好的市场。据莫约讲,一位蚊帐供应商就曾因一项免费发放蚊帐计划而破产。在该项计划停止之后,再也没有人愿意以任何价格提供蚊帐了。 要想解释这一争论,我们需要回答三个问题。第一,如果人们必须以全价(或者至少是全价的一大半)购买蚊帐,他们是否会放弃购买?第二,如果蚊帐是免费赠送的,或是以优惠价卖给人们的,他们是会使用这些蚊帐,还是将其浪费掉?第三,如果人们以优惠价购买了蚊帐,那么一旦以后价格不再优惠,他们是否还愿意去购买呢? 要想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就要观察并比较几组人在面对不同程度优惠价时的行为。这里,我们着重于“比较”,自己花钱购买蚊帐的人与免费得到蚊帐的人相比,他们的表现常常是不一样的。 那些自己花钱购买蚊帐的人可能都比较富有,受过良好的教育,而且知道自己为什么需要这种蚊帐;而那些免费得到蚊帐的人可能是因为贫穷,才会被某家非政府组织选中。不过,情况也可能恰恰相反:免费得到蚊帐的人社会关系优越,而穷人由于封闭只好以全价购买。无论是哪种情况,我们都无法从他们使用蚊帐的方式上得出任何结论。 因此,这些问题最简洁的回答方式就是模仿医学中为评估新药的效力而采用的随机对照实验(RCTs)。洛杉矶加利福尼亚大学的帕斯卡利娜·迪帕在肯尼亚开展了这样一项实验,随后,其他研究人员分别在乌干达和马达加斯加进行了类似的实验。在迪帕的实验中,随机选定的几个人在购买蚊帐时享受了不同程度的价格优惠。通过对几个小组在接受不同价格时的行为进行比较,迪帕便能回答我们前面列出的三个问题,至少在这项实验的背景下是这样的。 从泛泛而论转向具体剖析,这样做还有一个好处:一旦我们了解穷人是否愿意花钱购买蚊帐,以及他们是否会使用免费得到的蚊帐,那么我们所了解的就不仅是发放蚊帐的最好方式了;我们还会了解,穷人是怎样做出选择的。例如,蚊帐得到广泛应用的最大阻碍可能是人们不了解这种蚊帐的好处,可能是穷人买不起蚊帐,也可能是他们的头脑完全被当前的问题所占据,根本没空去担心以后的事。 通过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就能了解穷人的特殊性表现在哪些方面:他们除了手里没有多少钱之外,在生活上同其他人都是一样的吗?或是他们极度贫困的生活与其他人的生活在本质上有哪些不同?如果他们的生活有什么特殊之处,他们是否会因此而掉入“贫穷陷阱”? 作者丨阿比吉特·班纳吉、埃斯特·迪弗洛[详情]

新京报 | 2019年10月14日 06:02
诺贝尔经济学奖,与其问得奖不如问得人才
诺贝尔经济学奖,与其问得奖不如问得人才

  原标题:Z博士的脑洞|诺贝尔经济学奖,与其问得奖不如问得人才 201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者 刚刚,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将201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阿比吉特·班纳吉(Abhijit Banerjee)、埃斯特·迪弗洛(Esther Duflo)、迈克尔·克雷默(Michael Kremer)三人,以表彰他们“在减轻全球贫困方面所提出的实验性方案”。其中,Esther Duflo是诺贝尔经济学奖现第二位女性得主,也是最年轻得主。 实验性经济学方案,贫困研究有益的突破 他们的得奖是不让人意外的,尤其在世界的这个时刻,贫富差距在加大,人民间相互理解的平台在撕裂,一切理论包括经济理论的应用型受到了怀疑。 《贫穷的本质》,阿比吉特·班纳吉、埃斯特·迪弗洛著,景芳译,中信出版集团2018年9月出版。 阿比吉特·班纳吉和埃斯特·迪弗洛在《贫穷的本质》这本书里提出,当面对解决贫困问题,首先要了解穷人,他们的生活,他们的想法,他们可能的反应,否则,就会发现一些理论和政策是失效的。 他们这样做了。为了摒弃扶贫政策方面充斥着立竿见影的泡沫,他们用15年始终坚持着这一行动目标。他们了解了,为什么小额信贷的实用性并非某些人所信奉得那么神奇,为什么穷人最终无法从保健制度中得到好处,为什么他们的孩子年年上学却不学习,为什么穷人不想交医疗保险,以此表明,为什么昔日的奇思妙想今天都遭到扼杀。此书也指出了很多充满希望的方面:为什么象征性的补助会比象征性的影响更重要,怎样健全商业保险制度,为什么在教育方面的资助“少一点即是多一点”,为什么好工作对于发展至关重要。 他们在方法上的创新也至关重要。印度媒体评价,本书含蓄地表达了经济研究无需将社会科学与经济学相结合的观点,这是研究方法上的惊人转变。《卫报》的评价是,他们为发展经济学做出了有力的尝试,并且非常清楚自己的观点与占统治地位的论证方法的差异。这些非常有头脑的经济学家丰富了贫困问题的基本原理——而这些原理经常为大众所误解……本书引发了关于发展周期的讨论。除了重点关注随机对照实验之外,还涉及了之前为学界所忽视或未得出一致观点的内容,如穷人是如何做决定的、他们的决定是否正确,以及政客们是如何应对这些决定的。198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默顿·索洛(Robert Merton Solow)则认为,阿比吉特·班纳吉和埃斯特·迪弗洛很擅长概括经济发展的秘密。他们运用了很多针对当地的考察记录及实验,探寻贫穷国家的穷人是怎样应付贫穷的。 你猜,你猜,你猜不着的奖项得主 有人说预测诺贝尔奖获得者和预测奥斯卡奖一样难。这纯粹是瞎说。两者预测的难度和得奖的难度有一致性。奥斯卡是“双规”奖项,基本上是规定时间规定地点;诺贝尔奖得主的成就往往在很久以前就建立而且即使不是如雷贯耳也在相关领域中有了相当重要的地位和有实际意义的运用,无论其成就影响力或奖项选择基础,都是超越时间和空间的。 精确预测某一届诺贝尔奖得主是个极度困难的任务,简直可以说和得诺贝尔奖一样难,甚至可以说更难。因为你会发现,诺奖得主几乎都是“我命由我不由天”的大神,他们基本上早已经是学术殿堂中的熠熠生光者,注定有一天得到新的奖项加持一下。而我等要在漫天星光中寻找出符合今次诺贝尔奖评委口味的“那个人”,不是也许不可能,而是根本不可能。 这当然和诺贝尔奖评选的流程有一定的关系。关于诺奖是怎么选出来的,过去曾经有一些“猜想”和“流言”,以至于学界甚至引发了一些争论。其实,诺贝尔奖是怎么选出来的,在其官方网站上有清楚详细的介绍,谁有资格提名谁有资格选等等,一目了然,毫无疑点可言。当然,对于谁提名了谁谁选了谁则是高端机密,知者必须缄口50年。Esther Duflo生于1972年,今年47岁,此前最年轻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是肯尼斯·约瑟夫·阿罗(Kenneth J.Arrow),他得奖于1972年,年龄是51岁。因无法知晓最年轻的“被提名人”年龄,我们假设最年轻的被提名人也就差不多这个年纪,倘若此人没有获奖,知道此消息也得是百岁老人了。而诺贝尔奖并不颁发给已过世的学者,因此,恐怕获知自己或者别人是否曾经被提名其实是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所以博彩公司会大张旗鼓的跑出来让大家猜谁会获得奥斯卡奖的“影帝”“影后”等等,而且结果还多半八九不离十。但对诺贝尔奖,尽管关于文学奖等等也有好事者众想要“搏一搏”,却几乎都是猜得“不如意者十之八九”。而对于自然科学、经济学奖项,甚至都没有这种“开盘”,概率实在是太低了嘛。 猜不猜得着又怎样?得不得的了又怎样? 现在说到诺贝尔奖经常会出现一个词,“陪跑”。这个词过去经常在奥斯卡奖评选里听到。比如说“小李子”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长年“陪跑”,一朝“梦圆”等等。但在诺贝尔奖里,严格意义上其实很难说谁“陪跑”。奖项得主若在午夜梦回被人吵醒说:“您好,恭喜您,您获奖了”时,只是需要多清醒清醒看看自己是否半梦半醒,而不会需要在此时唱起“可惜又是你,陪我到最后”。因为谁也不知道自己被谁陪以及自己陪过谁。 今年化学奖得主之一是日本吉野彰教授。东京电视台兴冲冲去“挖老底”,找到人家二十几年前就去过的居酒屋,采访了当时就在的老板娘。老板娘笑吟吟地祝贺吉野彰教授,并“爆料”,“他二十几年前来这里就说会获得诺贝尔奖了呢”。 全世界都大笑。 但我觉得有个人说不定会很伤心。如果他也去过了居酒屋,也有个老板娘接受采访,可能会说,“他二十年前来这里,我们就说,听说你要获得诺贝尔奖了呢,村上君”。 可是,尽管一定也会有虚荣心,对于真正的学者或作者来说,还是做自己热爱的、想要做、应该做的事情更为重要。当获悉被授予2018诺贝尔经济学奖之后,耶鲁大学经济学教授威廉·诺德豪斯(William D.Nordhaus)照常给学生们上课。新闻发布会被推迟,校长、院长等一大批人也只能等新科诺奖得主讲完课再正式向他道贺。 2019年诺贝尔化学奖另一名得主John B Goodenough更是拥有“彪悍的人生”。经历过好多看上去没有“前途”的选择,什么阅读有障碍所以只能选学数学,什么上芝加哥大学物理系第一次考试就挂了,什么做了24年磁性材料研究刚有成果预算被砍了,什么做锂电池牛津不愿意帮忙申请专利只好拱手送人等等。对于钱也毫不在意,那个被“送”的专利据说最后被索尼买走继续开发,现在这个领域价值连城,他压根儿无所谓。他一心只想继续研究,现在成为有史以来年龄最大的诺奖得主。 时代进步,研究深入,不用争,都有份 很多人在讨论中国经济学家什么时候能够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同其他领域一样,理论研究很枯燥,也非常需要积累。新中国各学科积累的时间并不算长。但中国经济的成功早已经获得世界瞩目,想要进一步深刻研究的大有人在。 前不久有一些传言,似乎是中国经济的“双轨制”受到了更多注意。随即网络上甚至开始流传一些文章,对于“双轨制”理论所有权应该“花落谁家”进行争论,一时间有点分不清理还乱的意思。 其实,一种理论并不见得是一锤定音完事的东西,在时代前进的阶段中,可以有不同的理解,经由不同的手段和工具,创造出新的理论内涵和应用。也可能多次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比如说博弈论。 1944年,约翰·冯诺依曼(John von Neumann)与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家奥斯卡·摩根士特恩Oskar Morgenstern著《博弈论和经济行为》,通过阐释二人零和博弈论,正式奠定了现代博弈论的基础。 1950年,约翰·纳什(John Nash)以非合作博弈(Non-cooperative Games)为题写出27页博士论文毕业,提出后来被称为“纳什均衡”的博弈理论。1994年他被授予诺贝尔经济学奖。 此后,1996年、2001年、2005年、2007年、2012年等博弈论学者都在获奖名单中。 尤其是2005年,托马斯·谢林(Thomas C. Schelling)因为“通过博弈论分析改进了我们对冲突和合作的理解”而被授予诺贝尔经济学奖。谢林的非数理博弈理论是建立在对新古典经济理论分析方法突破的基础之上的,与主流的数理博弈理论在研究方法和侧重点上有很大不同,它完善和发展了现代博弈论。 也就是说,约翰·纳什本就是“突破性”的以非经济学家身份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家奖项第一人,而经济学家托马斯·谢林又从某种意义上进行了突破,不是坚持采用数学语言和公理性的方法来进行研究,而沿着非数理却仍然严格逻辑的路径,对博弈论的建立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当一种理论突破是有创造性的,而且逻辑深刻、理论成熟、架构完善、有普适性,就一定会受到普遍认可。 人才如何汇聚 有人质疑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提名、评选也是有各种“裙带”关系的。谁是谁的学生谁是谁的老师谁是谁的同门谁是谁的亲朋好友啥啥啥啥啥的。 这个确实不知道。 那国内评奖呢,是不是有这个问题?是因为国内有这个问题所以觉得国际上也有?还是国内没有这个问题就国际上有? 这个咱也确实不知道。这个咱也不知道怎么去问。 但是从很多诺奖得主的书籍里面看,他们之间的联系还真的蛮多的。 比如说罗伯特·希勒(Robert J. Shiller),2013年因“资产价格实证分析方面的贡献”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他写过《动物精神》,合作者是乔治·阿克尔洛夫(George A. Akerlof),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在这本书里将“复利”时,希勒还拿阿克尔洛夫的妻子做例子,说她如何聪明地勤俭持家。这位“贤妻”就是美联储前主席耶伦。 2017年,理查德·H·泰勒(Richard H. Thaler)凭借其为“行为经济学所做的贡献”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他写过《“错误”的行为》,里面当然不可避免提到了丹尼尔·卡尼曼(Daniel Kahneman),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卡尼曼也是难得的非经济学家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学者,他的研究领域也是行为经济学。书中还提到很多其他诺奖得主,但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肯尼斯·阿罗的出现。由于行为经济学在经济学领域受到很多质疑,尤其在较早时期,经济学者和心理学者都不愿意加入相关研究和实验,泰勒的研究举步维艰。阿罗是最早认识到行为经济学“先进性”的人之一。尽管他自己在古典领域已经是如鱼得水游刃有余,被很多“大牛”认为是有资格拿好几个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人,但是他依然思路开阔、热爱研究,不断探寻新的方向。虽已届高龄,他给了泰勒相当的支持。 我们可能会看到,当代最负有盛名的人,他们经常有来往。 正如当科斯初初崭露头角,他在美国一个家庭聚会里与一群芝加哥大学经济学教授激烈辩论,最后彼此理解。这群人中就有数人后来成为诺奖得主。 然而从另一个角度看,莫如说,当代思维最活跃最深刻最优创造力的人,他们经常来往。 当我们看到得奖的总是那些地方、那些学校,与其去问,怎么总是你?不如问,你有什么办法,能够吸引、培养、留住这么多优秀人才? 后记 有人说中国很快就会拿到诺贝尔经济学奖,有人说中国人拿不到诺贝尔经济学奖,有人说中国人没必要拿诺贝尔经济学奖。 或者这并不是问题的关键。 诚如那些拿到过或没有拿到过奖的学者和作者们,做好自己的事,才是最重要的。 而怎么才能建立这样一个机制,越来越吸引人,越来越吸引心无旁骛乐此不疲追寻自己的科研目标的人,越来越吸引那些一心想好好做事的人并且给他们足量的空间去做好自己的事开拓自己的思路有足够的争论空间,才是最重要的。 正像是本届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重要著作中所指出的一样,即使在任务看上去无比艰难的情况下,我们依然要敢于坚持,成功并不总像看上去那样遥远。 (作者万喆为经济学家,澎湃新闻特约评论员)[详情]

澎湃新闻 | 2019年10月14日 05:55
经济学诺奖首个夫妻档:太太创该奖最年轻获奖纪录
经济学诺奖首个夫妻档:太太创该奖最年轻获奖纪录

  美法三位经济学家因对减贫理论的贡献而获得201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其中一对是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的夫妻。         瑞典斯德哥尔摩当地时间10月14日中午,201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揭晓,获奖者为阿比吉特·巴纳吉(Abhijit Banerjee)、埃丝特·迪弗洛(Esther Duflo)和迈克尔·克雷默(Michael Kremer),以表彰他们“在减轻全球贫困方面的实验性做法”。     瑞典皇家科学院10月14日宣布,将201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美籍印裔经济学家阿比吉特·班纳吉(Abhijit Banerjee)、法国经济学家埃斯特·迪弗洛(Esther Duflo)和美国经济学家迈克尔·克雷默(Michael Kremer),以表彰他们为减轻全球贫困所采取的实验性方法。 今年46岁的迪弗洛是诺奖经济学奖第二位女性获奖者,同时也是最年轻的经济学奖得主。 值得一提的是,班纳吉不仅是迪弗洛在麻省理工学院的博士论文导师,两人现在还是夫妻。历史上诺贝尔物理学奖、化学奖、生理学和医学奖都曾诞生过夫妻档,最有名的就是居里夫妇。对经济学奖来说,夫妻档还是第一回。 今年58岁的班纳吉是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福特基金会国际经济学教授。曾就读于印度加尔各答大学、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大学及美国哈佛大学;曾任发展经济学分析研究局局长、美国艺术科学研究院及计量经济学会研究员、古根海姆基金会及艾尔弗雷德·斯隆基金会研究员。获2009年度印孚瑟斯(Infosys)奖等多个奖项,曾任世界银行和印度政府等多家组织机构荣誉顾问。 法国女经济学家埃斯特·迪弗洛是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经济系阿卜杜勒·拉蒂夫·贾米尔扶贫与发展经济学教授,曾就读于法国巴黎高等师范学院和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迪弗洛曾获大量荣誉:2010年度约翰·贝茨·克拉克奖,2009年度麦克阿瑟“天才”奖学金,《经济学人》杂志“八大杰出经济学家”之一,《外交政策》杂志“百位最具影响力思想家”之一,《财富》杂志2010年“40位40岁以下”最具影响力的企业领导人之一。 2003年,班纳吉和迪弗洛联合创建阿卜杜勒·拉蒂夫·贾米尔贫困行动实验室(J-PAL),并一直共同为该实验室提供指导。J-PAL实验室的任务是确保扶贫政策的制定基于科学依据,从而减少贫困人口。 两人曾合著《贫穷的本质》一书,两位作者在书中探讨:为什么穷人吃不饱饭还要买电视?为什么他们的孩子即使上了学也不爱学习?为什么他们放着免费的健康生活不去享受,却要自己花钱买药?为什么他们能创业却难以守业?为什么大多数人认为小额信贷、穷人银行没什么效用? 两位作者深入五大洲多个国家的穷人世界,调查贫困人群集中的18个国家和地区,从穷人的日常生活、教育、健康、创业、援助、政府、NGO等生活的多个方面,探寻贫穷真正的根源。该书也对关于贫穷的一些流行观点进行了反思,比如援助越多穷人的依赖性越强,外部援助不起作用等等。两位作者指出,多年来的扶贫政策大都以失败而告终,原因就在于人们对于贫穷的理解不够深刻,好钢没有用在刀刃上。《贫穷的本质》用大量实例,提出了一些实用性较强的建议,寻找那些经得起检验的扶贫方案,为政策制定者、慈善家、政治家及所有希望天下脱贫的人提供了重要指导。 美国经济学会在迪弗洛获克拉克奖时的一份声明中说,迪弗洛通过随机实验来找到解决发展中国家在政治、性别和教育方面存在问题的途径,在发展经济学领域取得了突出的成绩。在一系列论文中,她深入研究了印度农村女性政治领导人的影响。[详情]

中国新闻网 | 2019年10月14日 05:13
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3位经济学家 表彰缓解全球贫困贡献
侨报 | 2019年10月14日 04: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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