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樑建章:人口是財富還是負擔?再評李鐵“中國勞動力長期過剩論”

http://finance.sina.com   2020年06月29日 16:25   北京同乐城国际线址網

  作者:樑建章 黃文政

  2020年6月24日,中國城市和小城鎮改革發展中心首席經濟學家李鐵發表文章《人口越多,市場越大?就能有更多創新?》,回應我們之前的質疑(李鐵的“中國人口過剩論”錯在哪裏?)。

  我們感謝李鐵的回應,也願意與李鐵繼續探討人口問題,希望這種探討有助於人們更全面、更深入地認識中國人口問題。下面是本文的兩位作者對李鐵的最新文章,從不同角度進行的回應:

  第一部分 樑建章回應

  李鐵說,我們的文章把他的關於勞動力長期過剩的觀點改成人口過剩,會引起誤導。確實,李鐵沒有使用人口過剩的字眼,但他曾多次表示“中國人口過多”。例如,2017年1月26日,李鐵接受《財經》專訪時認爲:中國人口總量過多,依舊是主要矛盾。2018年9月,李鐵在接受和訊網採訪時表示,中國人口基數很大,面臨的人口問題是勞動力過剩,而不是短缺。

  在最新的回應裏,李鐵也多次提到人口過多,就業不足。就我理解,就業不足與勞動力過剩同義,這雖然不等同於人口過剩,但李鐵顯然把就業不足與人口衆多聯繫在一起。如果李鐵說“中國人口過多”不等於“中國人口過剩”,我認爲這種說法只是玩弄詞語。現在我進一步討論這個問題:中國的勞動力是不是長期過剩?

  要加快城市化不能靠減少人口

  不可否認中國的城市化還有很大的提升空間,還有幾個億的農村人口還沒有進城。對比其他和中國發展水平差不多的中等收入國家,中國的城市化率滯後至少20個百分點,這和中國的城市化策略和戶籍政策有關。需要再次強調的是,我們非常認同李鐵的要加快城市化把農民工市民化的政策建議。但是僅僅因爲中國城市化滯後就認爲中國人口過多,那是非常錯誤的。城市化滯後要靠加快城市化解決,不能靠少生孩子來解決。很多二線城市也已經開放了戶籍,甚至越來越多的二線城市還加入了“搶人大戰”,出臺鼓勵落戶的政策,隨着年輕人口越來越稀缺,“搶人大戰”有望愈演愈烈,所以根本上還是要增加年輕人的總量。按照現在的推進放開戶籍和土地政策的速度,中國每年提高1-2%的城市化率完全沒有問題。那麼現在出生的小孩,等他們長大工作時,中國的城市化率早已經達到80%的正常水平。但是如果到那時才知道中國人口不是過多,那就晚了。

  中國人口或者勞動力是否過剩?由於人們對“過剩”的具體定義並不一致,所以這個問題可以換成兩個更具體的命題:一,如果中國每年多生了一百萬人,是不是會有更多的人失業?二,如果中國每年多生一百萬人,是不是會提升中國的創新力和中國的綜合國力?

  一,如果中國每年多生了一百萬人,是不是會有更多的人失業?

  李鐵似乎認爲中國如果多生了一百萬人,就會有更多的人失業。這個觀點無論是數據還是邏輯上都不成立。失業和人口數量的多少沒有顯著相關關係。沒有任何經濟理論支持人口多會導致失業的理論。所有工作機會都來自人的需求,人口多會導致需求大,於是工作機會也變多。整體而言,人口規模對就業的影響爲中性,但略偏正面。這是因爲人口越多,求職者與工作機會越容易匹配。過去30多年,中國人口從內陸到沿海,從鄉村到城市,從小城市到大城市,都是從人少往人多的地方遷徙。這也印證了,人口越多,就業反而可能越充分。

  我們在上一篇文章中已分析過,在全球180個有數據的國家和地區裏,人口密度越大的國家失業率明顯更低。其中,地廣人稀的阿根廷和俄羅斯,失業率分別爲10.6%和4.3%,遠高於地少人稠的日本(2.3%)和德國(3.1%)。而在中國27個省區裏,人口密度與城鎮失業率關係微弱。如果不考慮人口密度最小的情況相對特殊的幾個民族自治區,人口密度與城鎮失業率呈明顯負相關。

  李鐵認爲資本和技術替代就業的大趨勢會加劇勞動力過剩。我認爲,資本和技術在替代部分傳統產業崗位的同時,也會促進新經濟新產業的發展,從而創造出更多的就業需求。比如,2019年5月16日,中國科學技術協會主席萬鋼在第三屆世界智能大會上發表主旨報告認爲,未來在工業、農業和建築業爲主的行業中取代26%的工作崗位,但以服務業爲主的行業中創造38%的額外就業機會,實現12%淨增崗位。

  二,如果中國每年多生一百萬人,是不是會提升中國的創新力和中國的綜合國力?

  李鐵在回應文章中,質疑了我們關於“人口越多,市場越大,人才越多,就能產生更多的科技創新”的觀點,他舉例說:“但真實世界中的情況並不一定如此,比如,印度人口就多,南亞和東南亞人口也多,是不是意味着這些國家已成爲世界上最重要的市場,或者是說這些國家也會成爲世界的創新中心?”然後又舉以色列的例子說:“以色列僅有900萬人口,卻得以成爲科技創新強國,就是一個例證。”

  我們認爲,李鐵這樣論證,是在選擇性使用證據。比如,從世界各國人均GDP排名可以看出,人均GDP的高低,與一個國家的人口數量或人口密度沒有必然關係。世界上既有加拿大、澳大利亞這種地廣人稀的富國;也有日本、韓國這種人口密度很大,但依然很富裕的;還有莫桑比克、馬達加斯加這種人口密度很小,卻很貧窮的,以及孟加拉國這樣人口密度高的窮國。如果一位計生支持者拿孟加拉國與澳大利亞來比較,從而得出人口少有利於提高人均GDP的結論,就是在選擇性使用證據。

  因此,在比較不同國家的市場規模和創新力時,應該拿發展中國家與發展中國家比較,發達國家與發達國家比較。同樣是亞洲的發展中國家,儘管菲律賓的人均GDP比印度還高一些,但由於印度人口遠多於菲律賓,所以印度的市場比菲律賓大得多,創新力也比菲律賓強得多。

  我們還可以比較同樣是北美洲發達國家的美國和加拿大,這兩個國家的國土面積相差不大,人均GDP也相差不大,但人口相差近十倍,顯然是人口多的美國的市場比加拿大市場大得多,美國創新力也比加拿大強得多,綜合國力也強得多。

  以色列之所以成爲科技創新強國,並不是因爲以色列人口數量少,而是因爲以色列人口素質高。儘管以色列的人口素質高,但人口規模的劣勢卻是其最大軟肋。如果以色列人口比現在翻一番,科技創新力會比現在強得多。全球猶太人有將近一半在美國,而在美國的猶太人的成就要遠遠超過在以色列的猶太人口,這其中包括美國知名的企業家(如谷歌和Facebook的創始人)。這還是得益於美國的人口多,市場大。

  可見,在其他因素可比的情況下,一個國家的人口越多,市場越大,人才越多,科技創新力越強,也有助於提高綜合國力,這一觀點是成立的。

  其他國家是如何看待人口的?

  我們可以看看其他國家是如何看待人口的,是財富還是負擔。就以李鐵提到的以色列爲例,儘管以色列自然環境惡劣,人口密度也比中國高得多,但一直實行大力鼓勵生育的政策。1948年,以色列人口僅有約80萬人,而如今其人口已達900萬人,在過去70年內,以色列人口增長了十倍以上。近年來以色列生育率達到3.1,是所有發達國家之中最高的。

  李鐵說:“再來對比一些人口少的國家,例如北歐的幾個國家,目前在世界上人均收入的榜單中排名最高,它們從來沒有因爲自己人口少而去強化所謂生育問題。”難道李鐵不知道,北歐幾個國家都是鼓勵生育的?比如,2019年1月17日新華社報道:北歐國家紛紛出臺政策鼓勵人們多生孩子。(https://www.sohu.com/a/289637053_267106)而且,北歐國家近年來的生育率普遍高於中國,比如瑞典近年來生育率達到1.9。事實上,世界上鼓勵生育的衆多國家之中,既有生育率比中國高的,也有人口密度比中國高的。中國是唯一一個中等收入國家還在限制生育的,而且中國的生育率長期低於更替水平。難道其他國家都錯了?中國的很多城市都在搶人,難道他們都錯了?事實上幾乎所有主流經濟學家都認爲中國的生育率太低了,只有中國的少數學者認爲中國人口過多。根本上,這些學者只是還有殘存的計劃生育的慣性思維。

  疫情和就業難問題

  李鐵在論證“中國勞動力嚴重過剩”時說:“僅僅在這次疫情引發的全球性危機中,中國至少喪失了幾千萬個非農就業崗位。”我們也認爲應該高度重視疫情引發的就業難問題,但疫情引發的就業難,能得出“中國勞動力過剩”的結論嗎?一般來說,經濟繁榮時失業率低,經濟蕭條時失業率高。比如,在1929~1933年大蕭條期間,美國失業率一度高達25%,難道能說那時美國人口太多、勞動力過剩?但那時美國人口只有1.2億。而美國人口在2006年10月突破3億時,失業率只有4.5%。

  新冠疫情發生後,一些地方政府陸續出臺與中小微企業共渡難關的幫扶政策,包括減免租金、延緩納稅以及允許延期繳納社保等等,對於緩解疫情引發的就業難問題起到一定的幫助。我們認爲,除了應該針對企業繳費部分給予階段性的減免之外,對於某些受到重大打擊的行業,如旅遊、航空、餐飲等行業的企業,國家層面還需要考慮提供必要的低息或無息貸款,幫助這些企業渡過資金方面的難關。

  那麼,疫情期間放開生育是否會加劇就業難呢?我們認爲,疫情期間放開生育反而可以緩解就業難,因爲嬰兒不是剛出生就能成爲勞動力的, 至少要過十幾年、二十年才能工作。現在出生的嬰兒多一些, 至少可以刺激與此有關的乳品、醫療、紡織、服裝、鞋帽、玩具、家政、幼兒教育、遊樂等等行業的發展。況且,現在出生的孩子多一些,更有利於緩解將來的養老負擔。問題是,由於現在人們的生育意願普遍低迷,放開生育也未必能顯著增加出生人口。

  中國人口問題不是增長緩慢而是人口萎縮,尤其是出生人口迅速萎縮

  李鐵說:“中國人口增長速度放緩是一個不爭的事實”,但我們認爲,中國未來面臨的不是人口增長放緩,而是人口萎縮,尤其是出生人口迅速萎縮。中國出生人口已經連續三年下降。在未來10年,處於22歲到36歲育齡高峯年齡段的女性將銳減30%以上,這也爲近年結婚人數的快速減少及一孩數量的不斷下滑所印證。隨着二孩堆積生育趨於結束及育齡女性數量的銳減, 中國每年出生人口將很快會降到1000萬以下。由於人口慣性的影響,人口在短期會緩慢增減,之後加速萎縮,最後進入雪崩狀態。生育狀態對經濟社會的影響有滯後性,今天出生的孩子已經直接影響到幾十年後的人口數量。只是人們常高估短期效應,低估長期效應。人口危機是典型的慢性問題,一兩年內根本感受不到變化。但是如果從幾十年的跨度上來看,變化將是翻天覆地、觸目驚心。等到真正體會到切膚之痛時,一切都太晚了,低生育率的禍害在未來百年都可能緩不過來。長遠來看,超低生育率是中國未來幾十年乃至上百年的最大危機。幾乎所有的低生育率國家,都把嬰兒潮當成社會福祉,生育意願如此低迷的中國更應如此。

  第二部分:黃文政回應

  人口衆多不是就業不足的原因

  從李鐵之前的言論和最新的表述來看,他似乎認爲就業不足或者說勞動力過剩是因爲人口過多。這是我們完全不認可的。勞動力是否過剩是相對於就業崗位而言的。人口多,雖然求職者多,但崗位也多。中國如果只有現在1/10的人口,只要城市化率和技術水平不比現在更高,就業崗位可能只有現在的1/11,因爲那些人口大國才有的崗位不會存在。

  我們上篇回應就強調人口規模對就業是中性偏正面的因素。因爲人口萎縮會弱化需求和供給的匹配效率,而且年輕人口比例下降會降低就業市場的韌性和通暢性,人口長期萎縮更可能帶來就業困難,哪怕會有短期和局域的招工難。

  李鐵回應的要點是,中國面臨勞動力長期過剩,解決經濟社會矛盾的重點是刺激增長,增加就業。在當下以就業爲前提的分配方式下,這樣說並不離譜。但緩解社會經濟矛盾的根本之道是發展生產力,創造財富並採用合適的方式將財富分配給全民。以就業爲基本前提的分配方式,可以維持多勞多得的激勵機制,卻不能確保普遍就業。

  不妨做一個簡單的思想實驗。假設人工智能未來取代幾乎所有的工作崗位,讓絕大部分人不再具有創造價值的技能,而成爲過剩勞動力。那麼是否必須設立大量不創造價值的工作崗位來維持名義就業,否則人類社會就面臨崩潰呢?換言之,技術的巨大進步是否意味着人類本身變得多餘?我們對這個問題曾做過深入的探討。這個問題也許還不具備現實的政策性意義,但有助於澄清對經濟過程中就業和人的價值的理解。

  城市化本身促進就業

  李鐵稱,“農村的勞動力過剩問題將長期存在,而不是所謂的人員凋敝,勞動力不足。”  對此我們完全認可。我們其實從來沒有以勞動力不足爲理由來論述人口危機。上篇提到“農村的年輕人絕大多數早已在城市打工,從事農業的大多是老人”,只是描述農村勞動力現狀,不是說明農村勞動力不足。

  至於李鐵提到的中國農村戶均耕地僅日韓一半,這與其說是因爲中國人口過多,不如說是中國城市化水平更低。中國人均耕地面積是日韓2-3倍,如果城市化水平達到日韓一半,農村戶均耕地就會高於日韓。中國戶籍限制和城市化策略,使城市化率顯著低於其他發展水平相近的國家。到2019年,中國人口還有40%居住在農村,但農業佔GDP比例已低於9%,無法支撐這40%的人口過上媲美城市的生活。

  只有進一步城市化才是提升農業生產效率和改善目前在農村這部分人口生活的唯一出路。因此,我們非常認同李鐵降低城鎮就業和居住門檻的建議。城市化也是我們一直關注的議題。

  但城市化滯後並不意味着人口過多。現在不少城市已放開入戶,很多二線城市在實行優惠政策搶人,而人口的增減被視爲城市發展潛力的重要指標。這說明越來越多的人都認識到,人口尤其是年輕人口是發展的正面因素。

  針對城市化後的就業,李鐵認爲,“目前已經在城鎮就業的2.9億人口,尚因爲戶籍引發的利益問題還未完成市民化過程,若要吸收來自農村的2億人口,新增的就業崗位從何而來?沒有收入何談消費?沒有就業,特別是非農就業何談增加收入?”

  這說得好像城市就業崗位數量是固定的,農村人進城的前提是城市要產生新增就業崗位。實際上,農村人進城工作,衣食住行的需求本身就是工作崗位的來源。農村勞動力過剩,不是因爲這些人是多餘的,而是因爲在遠離城市的農村地區,他們居住分散,讓非農領域的廣義交易成本遠高於城市,在經濟效率上無法與城市競爭。

  城市化將這些人口集聚,加上政府在教育、資金方面的扶助,他們的工作效率和收入水平也會相應提高,最多一兩代人後就能完全融入城市生活。現在的城市居民,往上算幾代,幾乎都來自農村。如果他們出生前就被視爲潛在的多餘勞動力被計劃掉,中國的城市絕不會像今天這樣繁榮。當然,城市化應順勢而爲,不能拔苗助長,更不會一蹴而就。但這種自然過程的相對緩慢,絕不是把人口當成負擔的理由。

  人口規模效應的自然假設是其他因素可比

  我們上篇文章提到,“人口越多,市場越大,人才越多,就能產生更多的科技創新。”李鐵對此質疑:“真實世界中的情況並不一定如此,比如,印度人口就多,南亞和東南亞人口也多,是不是意味着這些國家已成爲世界上最重要的市場,或者是說這些國家也會成爲世界的創新中心?”

  坦率地說,李鐵這個回應令人意外。在經濟學中,這類表述的前提都是其他背景因素可比。人口是創新和經濟發展的基礎,但不是唯一因素;歷史路徑、人口素質和教育水平、文化傳統、經濟制度甚至地理條件等背景因素都會有深刻甚至決定性影響。

  因此,我們說人口越多,市場越大,人才越多時,自然的假設是這些背景因素是相對可比的。按規範性學術語言,需要控制背景因素,才能談論人口規模效應。這也是爲何從在同一國家內部或者相似背景的國家間的對比才能更清晰地看到,人口越多的地方,市場越活躍,創新能力越強。

  市場規模和人才數量,當然與收入和教育水平有關。但在同等收入和教育水平下,難道不是人口越多,市場越大,人才越多?加拿大的人均收入和教育水平接近美國,面積比美國還大,但市場和人才規模都遠小於美國,科技創新能力更是無法媲美美國,這很大程度可歸因於加拿大人口遠少於美國。

  印度人口雖多,但發展水平相對較低,所以市場不大。即便如此,印度GDP按匯率位居世界第5位,按購買力平價位居世界第3位。印度在2019年超過美國成爲全球第二大智能手機市場。印度的創新能力、軍事工業、政治地位在同等發展水平的國家裏名列前茅,這都得益於印度龐大的人口規模。在可預見的將來,由於各種背景因素的差距,印度在科技和經濟上難望中國項背,但人口是印度相對中國的最大優勢。這表現爲印度的生育率和年出生人口都遠超中國,印度將在幾年內取代中國成爲世界人口最多的國家。

  李鐵稱,“幾乎所有發展中國家都是人口過多,就業不足,導致消費能力低下”,“這些國家放縱人口出生,財政無法支撐人口龐大的公共服務支出,貧困問題始終陷入在惡性循環之中。”

  這裏,李鐵明顯把相關性誤以爲因果關係了,而且他看起來並不瞭解,西方國家在工業革命後快速崛起,日本和亞洲四小龍的高速發展都伴隨着人口的快速增長。

  李鐵似乎認爲我們有意忽略發展中國家的例子。 但早在六七年前,我們就係統分析過1950年到2010年的60年間,世界各國出生率變化與經濟增長率的關係。結論是高生育率在短期內對經濟增長是偏負面影響,但長期是正面影響。我們有關人口的觀點都是基於經濟學研究和實證分析。我們也希望李鐵採用規範性的方法分析相關數據來驗證他他的判斷,而不是基於表層的語義演繹得出粗糙的結論。

  人口規模效應通過通暢性得以實現

  爲了反駁人口對創新有利,李鐵還提到,以色列僅有900萬人口,卻得以成爲科技創新強國,而人口較少的北歐在世界人均收入榜單上排名最高之列。其實,我們早在2014年就專門寫過“猶太人的成功是否說明人口應該少而精?”(http://www.m4.cn/opinion/2015-03/1268002.shtml)一文,結論是猶太人的經驗恰恰說明人口的重要意義。而在上篇文章的初稿中,我們也曾分析過歐洲人口小國,包括北歐和瑞士爲何富裕,只是限於篇幅才略去。

  簡言之,人口對創新和經濟的意義,是通過人員、信息、商品和資本的交流互動實現。所以一國的發展不僅取決於本國人口數量和質量,還取決於其內部通暢性和外部通暢性。從內部來看,本國的語言、法規、市場壁壘越小,通訊和交通越發達,信息和人員交流越頻繁,即內部通暢性越高,規模效應越能體現。這也是中國經濟發展好於印度的原因之一。此外,美國人口少於作爲整體的歐盟,但創新和經濟發展水平卻高於歐盟,也可以從美國在內部通暢性上高於歐盟得到部分解釋。

  從外部來看,任何單個國家都是更大乃至全球經濟體的一部分,因此與外部互動的通暢性是本國能否享受更大體系規模效應的關鍵。中國改革開放後的快速發展,得益於全球數十億人口的規模效應,尤其是西方工業革命後積累的科技知識和管理經驗。這也是爲何保持國際互聯網的通暢性對提升中國競爭力至關重要。過去數十年來,開放已經成爲中國社會的共識。但很少人認識到,開放的意義完全可以從獲得全球人口規模效應的角度得到解釋。

  以色列雖是主權獨立國家,但與美國和歐盟在市場、科技、教育和安全上高度整合,因而有點接近於美國的一個州或歐盟的一個國家。以色列軍隊可獲取美國最新軍事科技,科學家可方便地參加西方的科研項目,科技企業可無限制地從西方招聘人才並把產品賣到西方。相比之下,西方通過瓦納森協定對中國禁運所有高精尖武器,美國發起的貿易戰和科技脫鉤更是旨在進一步削弱中國的外部通暢性。

  以色列與西方交往通暢性,除了得益於西方基於歷史淵源和地緣政治的支持外,還歸功於遍佈全球的猶太人網絡。這個網絡也給世界各地的猶太人提供了一種獨特的通暢性,讓他們可以從更多的人口中汲取營養。如我們之前所論述,猶太人的科學和商業成就是建立在西方主流文明之上的,基礎是他們所寄居的西方社會擁有幾十甚至幾百倍於猶太人的人口。如果把所有猶太人集中遷徙到一片哪怕非常廣闊而肥沃的土地,但完全斷絕他們與外部的聯繫,他們所組成的社會的規模也遠不足以支撐猶太人現在達到的成就。

  也就是說,以色列人乃至猶太人的成功絕不是因爲人口少,而是因爲他們與遠爲更大人口規模的體系保持了良好通暢性,使他們可以享受這個體系巨量人口的規模效應。但由於內部通暢性要高於外部通暢性,美國猶太人能享受到的美國人口規模效應,要遠超過以色列猶太人能享受到的程度。這可部分解釋爲何在美國的猶太人遠比以色列的猶太人更成功。谷歌和臉書的創辦人都是猶太人。如果他們在以色列而不是在美國,那幾乎是不可能把企業做得如此成功,因爲以色列本土的市場和人才規模遠小於美國。

  同樣地,北歐國家在市場、科技教育和交流方面,是歐盟乃至西方的一部分,可以享受更大經濟體的人口規模效應。比如,一架空客380客機有超過400萬個零部件,由西方30多個國家的1500多家公司供應,其中很多位於北歐。諾貝爾科學類獎由瑞典科學機構評定更說明,北歐與全球範圍產生的最高水平科學研究密不可分。此外,北歐經濟發達的區域也是這些國家人口集聚的少數幾個中心城市及其周邊地區。

  俄羅斯雖然本身人口遠多於北歐,甚至比日本還要多兩千萬,但其相對獨特的文化歷史背景,使得它無法甚至也無意與更大經濟體深度整合。俄羅斯與外部交往的通暢性,完全無法比擬北歐與西方其他國家,日本與美國甚至與中國的通暢性相比。比如,2019年,日本索尼公司的海外僱員佔比爲54%,而芬蘭的諾基亞公司的海外佔比高達94%,而俄羅斯則幾乎沒有任何國際化的公司。僅憑自身的1.46億人口,俄羅斯如果不深度融入更大經濟體,就算能保證100%的就業率,其在創新方面距離世界領先水平差距只會越來越大。但如果俄羅斯有10億人口,那情況將完全不同。

  中國人口規模優勢難以持續

  中國14億人口是一個巨大的優勢,讓中國在所有行業都可參與國際競爭。儘管有瓦納森協定的限制,中國越來越多軍事技術已經超越俄羅斯,接近美國。在民用方面,中國擁有門類最爲齊全的製造業和最爲完整的產業鏈,並在高鐵、移動通訊、互聯網、人工智能等新興技術領域開始領先世界。所有這些成就很大程度可歸因於中國巨量人口規模。

  正是認識到市場規模的重要性,中國在大力推進一帶一路倡議。但因爲內部通暢性高於外部通暢性,本國人口規模的價值遠大於外部市場規模的價值。而且,其他國家的人口,最多也只能支撐中國產品的市場,但在文化、語言、認同上都完全無法與本國人口相比。而且,與發展水平相對較低的外部市場融合難以提升本國的技術和管理能力。對中國自身的發展來說,增加外部20億人口的市場遠不如讓本國人口少減少5億更有意義。

  還有,中國14億人再多,也遠少於全球76億人。全球76億人的經濟體少掉14億人並沒有特別大的差異,但14億人與其餘62億人在信息和市場上長期隔離,將重創中華文明。中國需要世界甚於世界需要中國,只有保持開放並不斷提升交往通暢性,才能更好地汲取全球76億人中最好的營養。

  中國目前人口雖多,但自然生育率卻遠低於西方國家。如果不大力鼓勵生育,中國出生人口在一兩代人之後就將少於西方,兩三代人之後甚至可能少於美國。如果徹底喪失體系性的人口優勢,中國只能與周邊和西方高度整合來保持經濟和科技競爭力。即使西方可以放棄偏見完全接納我們,中國也將被迫放棄政治甚至安全上的自主性。我們相信,這不是李鐵願意看到的前景。

  人是負擔,但更是財富

  我們與李鐵的根本分歧在於究竟是把人口看成財富還是負擔。在我們看來,人是目的,而不是手段。對社會來說,人是負擔,更是財富。人在工作以前是負擔,但工作後是社會財富的創造者,進入老年後多數又成爲負擔,但總的來說,人對社會的貢獻要大於帶來的負擔,否則人類整體不會隨着人口增長而越來越進步。

  李鐵似乎並不認可這種正面的人口觀點,也不瞭解其他國家的理念。他在文章中竟稱,“(北歐國家)從來沒有因爲自己人口少而去強化所謂生育問題。”實際上,北歐是發達國家中鼓勵生育力度最大的區域,其扶助家庭的投入佔GDP的比例達到3.5%左右,遠高於經合組織2%的平均水平。北歐國家的生育率普遍高於歐洲平均水平,更是遠高於中國的自然生育率。

  而且,鼓勵生育最成功的恰恰就是李鐵用來說明人少也可以創新力強的以色列。儘管猶太人內部凝聚力強大,而且很優秀,但人口不多卻是其軟肋。在二戰前,儘管在科技和經濟上異常成功,但人口處於少數的猶太人卻在各國受到排擠。復國以後的以色列空間狹小、土地貧瘠、幾乎所有自然資源的人均佔有量都要遠少於中國,比如人均水資源僅中國的1/7。但擴大人口規模一直是以色列的基本國策。

  除了從世界各國吸引猶太移民之外,以色列一直強力鼓勵生育,在建國之初就對生育10個和更多孩子的母親授予“英雄母親”稱號;1967年建立旨在提升猶太婦女生育水平的人口中心;1968年設立生育鼓勵基金;1995年通過的國家健康保險不涵蓋避孕和節育措施,同時慷慨支持諸如人工授精等助孕措施,數目不限。以色列人均助孕診所數居世界首位。

  以色列增人政策卓有成效。從1948年到2018年的70年,以色列人口從80萬增長10倍到900萬。到2019年,以色列的生育率高達3.1,在所有發達國家之中最高。即使不算正統猶太教派哈瑞德和阿拉伯人,以色列世俗猶太人的生育率也超過更替水平,在發達國家的主流人羣中絕無僅有。以色列目前生育率是中國的兩倍多,卻依然強力鼓勵生育,與中國生育限制政策形成鮮明對照。 那種認爲中國應該降低人口規模,走猶太人人少而精的路線與猶太人夢寐以求的人口目標完全背道而馳。

  人口趨勢決定未來

  李鐵回應的要點是,由於經濟增速下滑,特別是疫情影響,就業崗位嚴重短缺,無法適應勞動力過剩的現實需求。我們不知道李鐵是否思考過,中國勞動力數量在2015年就開始減少,現在每年新增勞動力數量大概只有2010年的60%,但爲何近年就業崗位依然嚴重短缺?更進一步,中國人均GDP在2010年還不到發達國家20%,經濟增速爲何兩年內就從10%的高位就陡然降到7%以下?

  在這方面,我們建議李鐵閱讀周天勇和王元地在2018年出版的學術專著《中國:增長放緩之謎》。該書對中國經濟增速變化非常規範性的研究,其基本結論是,中國近年的經濟增速放緩的一個重要原因是1990年代初出生人口的急劇下滑以及人口遷徙受阻。

  這些結論與我們之前的分析不謀而合。在2015年之前,我們根據世界各國曆史出生率與經濟增長率的分析得出類似的結論。簡言之,一個人從出生算起,要20年才能完全進入經濟循環,所以生育狀態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有20年左右的滯後。這種判斷也可以從數據上得到印證。如下圖,從1979年到2019年的40年裏,中國人均GDP增長率與20年前的出生人口的增減趨勢吻合。同樣的趨勢吻合也出現在日本、韓國和我國臺灣地區,很難說是巧合。

  【圖1】

注: 出生人口數據來自2010年人口普查數據回測。人均GDP增長率爲(1+GDP增長率)/(1+人口增長率)-1。
  注: 出生人口數據來自2010年人口普查數據回測。人均GDP增長率爲(1+GDP增長率)/(1+人口增長率)-1。

  經濟的本質就是需求和供給的匹配,年輕人接受教育,成家立業、追求更好的生活,爲此付出努力,正是推動經濟發展的根本動力,而衆多的人口有助於提升匹配效率,激發創新,促進技術進步。李鐵把經濟放緩歸因於人口過多,無異於厭食症患者誤以爲之前的正常進食導致身體不適,希望繼續節食來改善因節食而日益惡化的健康狀況。

  李鐵認爲,“中國人口增長速度放緩是一個不爭的事實,但是我不認爲鼓勵生育是解決經濟社會主要矛盾的重點,特別是就當下而言。”

  需要強調的是,中國面臨的並非李鐵輕描淡寫的人口增長放緩。由於人口慣性的影響,人口在短期會緩慢增減,之後加速萎縮,最後進入雪崩狀態。這不是預測,而是從出生人口變化及其所反映的生育率趨勢就能確定的判斷。有關中國人口趨勢的分析,我們在諸多文章中有詳細論述(樑建章:中國是否跌入低生育率陷阱)。我們雖然一直在警示中國社會面臨嚴重的人口危機,但幾乎所有之前的預測都依然過於樂觀。

  中國現在雖然佔世界18%的人口,但每年出生人口僅佔世界10%。在未來十年,中國育齡高峯期女性將萎縮30%以上,而自然生育率不到世界一半。這兩個因素疊加在一起將使中國出生人口在一兩代內降至世界5%。在強勁的低生育率慣性下,中國要將生育率提升到世界平均水平,可能再需要兩三代人時間。等到最終穩定下來,中國每年新生兒佔世界的比例,乃至中國人口占世界的比例可能跌破3%。

  目前這種人口趨勢持續下去,將對中國經濟社會的發展釜底抽薪,過去幾十年我們習以爲常的日新月異和蒸蒸日上將走向反面。中國的復興可能只是曇花一現就成爲明日黃花。況且,將生育率提升到更替水平,是避免民族消亡必須要做的事情。

  可以說,超低生育率是中國未來幾十年乃至上百年的最大危機。而且,無論是東亞各地的經驗還是各種分析來看,低生育率本身是惡性循環,越晚應對將越難解決。在我們看來,國家級智庫的真正價值在於爲社會提供前瞻性的研究,對人口這種基礎性的宏觀趨勢需要有起碼的判斷,而不應該被疫情這種相對短期的趨勢迷惑,更不應該停留在幾十年前的被事實一再否定的認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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