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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金首席訪談:推進新型城鎮化的實際意義何在?

http://finance.sina.com   2020年05月20日 17:38   北京同乐城国际线址網

  中金首席訪談:推進新型城鎮化的實際意義何在?

  易峘 | 董事總經理

  研究領域:中國經濟

  內容摘要如下:

  疫情期間,國家提出加快研究宏觀政策措施,對衝海內外疫情影響,將“保就業”和“保民生”置於前兩位。4月9日,國務院、發改委同日發佈新型城鎮化建設重要文件,將“勞動力”和“土地”兩個要素的市場化改革放在首要位置。在當前背景下,爲什麼需要推動新型城鎮化建設?這對短期穩需求和中長期結構性轉型升級有何重要意義?在推進新型城鎮化建設的過程中,我們有哪些建議?我們特此邀請中金公司研究部首席中國宏觀經濟分析師易峘Eva,對投資者關心的問題進行解答。

  1、我們看到,目前海外疫情雖有企穩跡象,但中國外需增長在未來2個季度仍可能面臨挑戰,短期穩增長將更多需要財政政策的支持。在此背景下,您認爲推進新型城鎮化建設爲何變得尤爲重要?

  目前來看,雖然“第二波疫情”看來高點已過,但目前美國日新增確診仍然有2萬左右,除俄羅斯以外的歐洲大陸地區每天也還有一萬多人新增確診,不能說“第二波疫情”已經完全得到控制。目前復工是否會帶來疫情反覆也有不確定性,外需的面臨壓力仍然很大。

  同時,“第三波”疫情在人口、國土規模都很大的南美、俄羅斯、印度、東南亞、北非這些區域繼續升級。這些國家疫情防控能力較弱,目前仍沒有看到明顯的築頂跡象。同時,這些國家國土面積大,人口總和超過“第二波”疫情襲擊的歐洲和美國,而且和很多發達國家和地區接壤。保守的說,“第三波”疫情的防控進展可能在我們的“疫情曲線”上再落後“第二波”的歐美1-2個月的時間。“第三波”疫情蔓延意味着全球經貿和人員往來秩序在短期都很難恢復。貿易佔全球總需求的四分之一左右,這部分需求可能三季度、甚至更晚都難完全恢復,那麼全球經濟增長四季度可能都沒法回到潛在增長率。

  我們看到4月末5月初歐美國家開始謹慎、分階段復工,但是由於海外復工缺乏政府有力的統一協調、疫情防控壓力仍然不小,他們復工進程也將比中國更爲緩慢曲折。防疫壓力以外,復工是有一個明顯的“後發優勢”的,製造業更希望在產業鏈大部分環節已經復工的背景下復工,而一些服務業也是希望等需求回到盈虧平衡點之上再復工,而中國經驗顯示這都需要一定的時間。目前我們中金海外經濟活動指數在復工兩週後,只上升了5個百分點不到,才剛過40%。而且我們看見貨物運輸還對復工有個滯後反應、由於反應前期的訂單變化,這些指標在復工後仍然在下降。即使在中國有較強的組織力和比較有效的防疫措施保駕護航的條件下,我們追蹤的國內復工率從40%爬坡到90%以上仍然用了兩個半月的時間,海外復工的道路就可能更加“曲折漫長”了。

  綜合這一系列的考量, 中國的外需在接下來2個季度、甚至更長的時間,依然會面臨比較嚴峻的挑戰。

  海外的情況對中國的經濟和政策是什麼影響呢?我們之前有過一些列的報告進行測算——今年國內和海外的新冠疫情對中國經濟的總體衝擊可能是7-8個百分點。如果今年下半年經濟回到6%以上、全年達到2.5%-3%的GDP增速,需要廣義政府淨融資同比擴張7萬億左右,其中3.5萬億左右是由於中央地方財政收入下降帶來的“被動擴張”。此外,用於提振經濟的 “主動擴張”規模可能還有3-4萬億元。根據我們的測算,這3-4萬億的主動財政擴張雖然在紓困、促銷費、以及減稅降費等領域都有空間,但這些項目的規模也有自身的一定製約,需要承載今年2到4季度“6保”任務、力求4季度經濟增長回到潛在增長率左右,還是需要用政府主導投資來“承載”相當一部分的財政擴張體量。

  我們預計,今年新老基建中政府投入的部分可能相比去年擴張1-1.5萬億元,加上政策性銀行貸款和地方債其實都可以帶動一些銀行槓桿,我們預計基建資金來源總體可能可以上升2-3萬億元的規模,對應基建同比增速在今年某一個點上可能達到兩位數。

  圖表: 今年廣義財政淨融資的來源與用途預測

資料來源:萬得,CEIC,中金公司研究部資料來源:萬得,CEIC,中金公司研究部

  2、 前面您提到,擴大圍繞新型城鎮化的基建投資或是財政發力“必選項”。那麼,我國城鎮化的現狀是怎樣的,有哪些“短板”?何爲新型城鎮化呢?

  我國目前常住人口城鎮化率接近60%。目前OECD國家的城市化率平均在8成左右。同時,中國的城鎮化率也低於俄羅斯、巴西等新興經濟體的“城市化率”。

  總體而言,我國“城鎮化”有“成色不足”的問題。首要需要澄清的一點,我國的“城鎮化率”和國際通行的“城市化率”不是完全可比的概念,一些國家“城市”的概念要比中國的“城鎮”更嚴格。另外,中國的“表觀城鎮化”還有一些中國的特色。中國統計的“表觀城鎮化率”中,有很大一部分來自於行政區劃變動,這一部分可能佔到過去20多年新增城鎮常住人口的3-4成。在行政區劃調整中不免有一些不符合城鎮標準的縣級單位“超前”設市的,其居民生活水平也尚未達到城市標準。更有“概括性”的一個說法是,中國城鎮的建設水平、以及居民總體的生活環境還有進一步提升的空間。

  如果具體點評,我們認爲我國城鎮化的“短板”主要在下兩個方面:

  · 首先,我國戶籍城鎮化率均遠低於表觀城鎮化率,也就是我們經常引用的“常住人口城鎮化率”。中國“表觀城鎮化率”和“戶籍城鎮化率”間的差值爲16.3個百分點、或2.3億人口。這些人口裏面一大部分是以農民工爲代表的流動人口,他們雖然在城市居住,但遠未達到現代都市的生活標準。近年來,各城市落戶方式主要以學歷落戶、人才引進、購房落戶、創業及經商入戶爲主,而且一些城市門檻比較高。但是,不落戶難以享受到和城市提供的公共服務。另外一個中國獨有的現象是,即使是城鎮戶籍人口,但如果工作地和戶籍地不匹配,在醫療、養老、子女教育等方面也受到很多限制。

  圖表: 中國的戶籍城鎮化率明顯低於常住人口城鎮化率

資料來源:萬得,中金公司研究部資料來源:萬得,中金公司研究部

  · 此外,中國大城市化率和“高能”的城市羣建設明顯落後,也就是“聚集”不足。中國只有27%的人生活在人口超過100萬的大城市中,13% 的人生活在500萬人以上城市。這一比例不僅遠遠低於人口密度較高的日本,甚至低於“地廣人稀”的美國。從其他國家的發展經驗來看,在城市化率達到60%後,此後的城市化率上升幾乎完全由“大城市化率”提高推動。這並不是一種巧合,而是一種規律,因爲大城市獨特的“集羣效應”能夠實現更加高效的資源配置、在知識經濟時代對推動產業分層、升級尤爲重要。

  所以,我們認爲,在中國目前環境下的“新型城鎮化”,需要提升1)戶籍城鎮化率和2)大城市化率。

  圖表: 中國僅有27%的人生活在人口超過100萬的大城市中(2017年)

 資料來源:聯合國,中金公司研究部 資料來源:聯合國,中金公司研究部

  圖表: 中國僅有13%的人生活在人口超過500萬的大城市中(2017年)

 資料來源:聯合國,中金公司研究部 資料來源:聯合國,中金公司研究部

  3、 如您分析的,目前中國城鎮化存在 “戶籍城鎮化率”明顯低於表觀城鎮化率的問題,中長期視角來看,加快戶籍城鎮化有何重要意義呢?

  中長期看,加快“戶籍城鎮化”有利於提升全要素生產率增長和促進人力資本增值,優化經濟結構,很大程度上、且長期地釋放消費潛力。

  第一,落戶有助於縮小城市戶籍和非戶籍居民之間的收入和生活水平差距。從最新一期的2019農民工調差看,他們月均收入只有3200-4700元,比同行業的的城鎮戶籍職工低2-4成。而由於農民工主要集中在附加值較低的行業,總收入只是城鎮人均收入的4-5成。由於收入較低且財產沒有“確權”,這部分居民的財富積累也相對薄弱,農村居民年度總財產性收入僅爲城鎮居民十二分之一。另外,從整體生活質量而言,流動人口與城鎮居民也有較大差距,比如農民工人均居住面積僅爲20.4平方米,低於城鎮36.6平米、以及農村37.1平米。而且,城市越大、農民工的住房條件就越差。

  圖表: 農民工的收入相對於同等職業的城鎮非私營單位職工低2-4成,且其就業絕大部分集中於低附加值產業

 資料來源:萬得資訊,國家統計局,中金公司研究部 資料來源:萬得資訊,國家統計局,中金公司研究部

  第二,加快落戶有利於釋放中國的消費潛能。流動人口人均月消費僅爲1748元,僅相當於城鎮戶籍人口的四分之三左右。在落戶難的背景下,這種差距其實容易理解。如果能解決農民工的落戶問題,打破他們在社會保障、消費、置業、創業、借貸甚至買車這類消費等、各方面的限制,他們收入和邊際消費傾向都應該會持續提高。

  第三,加快推進農民工落戶有利於提升城鄉和產業間的資源配置效率。自從2005年中國沿海出口重鎮第一次出現較大面積的“用工荒”以來,城鎮一些行業勞動力緊張的聲音就不絕於耳。與之相對應的是,中國第一產業勞動生產力明顯偏低,僅相當於非農行業的六分之一。這樣大的生產力差距顯示城鄉之間的勞動力和資源分配肯定還有比較大的壁壘、優化資源分配仍有很大空間——打破戶籍壁壘將有效地減少勞動力轉移過程中的阻力,提高總體資源配置效率。

  圖表: 第一產業人均效率仍有大幅提高空間,打通要素流動通道尤爲重要

資料來源:萬得資訊,中金公司研究部資料來源:萬得資訊,中金公司研究部

  第四,戶籍城鎮化可以實實在在提升中國人力資本的增長。最新調差表明,農民工頻繁“跳槽”,難以形成固定職業。每年春運,大量的農民工返鄉、回城後可能不得不重新尋找職業——我國新生代農民工最短平均0.11年“跳槽”一次,最長平均兩年流動一次。在這種情況下,農民工很難實現技能、經驗的積累。此外,由於對社保體系的依賴隨着年齡增長而上升等原因,農民工普遍在45歲以後大量返鄉,而城鎮勞動者平均退休年齡爲55歲左右。農民工壯年就“退休”、回歸鄉村,是對我國人力資源的巨大“浪費”。試想,如果近3億農民工羣體得以在城鎮安家落戶、晚10年退休,幾乎相當於爲中國增加近1億的有效勞動力供給!這對中國老齡化加快的勞動力資源是寶貴的補充。

  圖表: 46歲以上農業就業佔比快速上升

 資料來源:國家統計局,中金公司研究部 資料來源:國家統計局,中金公司研究部

  4、 您提到的另外一點,推進大都市圈建設是經濟轉型升級的重要基礎和動力,可否爲我們詳細分析一下?

  首先,大都市圈的建設對推進產業分層、提高資源產業配置效率起到關鍵作用。通過聚集、分層,大都市圈一般都會形成內核、內圈、以及外圈三個層級。三個層級形成增加值率和密度遞減的產業和人口“分層”。以紐約大都市圈爲例, “內核”、也就是曼哈頓島佔地最小,但在整個經濟圈中對高科技、金融、專業技術、文娛等高附加值產業的貢獻超過半壁江山。內圈的產業附加值和人口密度中等,而面積廣大的“外圈”主要產業都是附加值較低、但對佔地面積要求較高的、人口密度也相對比較低。反觀中國的城市規劃,地理位置較近的城市產業沒有明確分層,例如江浙滬的優勢產業都集中在機械、電子通信、化工這些領域,重合度很高。

  圖表: 紐約大都市圈的三個圈層存在明顯的產業集聚與轉移梯度差異(2018年)

 資料來源:美國人口普查局,美國勞工統計局,中金公司研究部 資料來源:美國人口普查局,美國勞工統計局,中金公司研究部

  圖表: 江浙滬的產業分佈重合度很高

 資料來源:萬得資訊,中金公司研究部 資料來源:萬得資訊,中金公司研究部

  其次,大城市與大都市圈對推動產業升級和人才升級的作用在知識經濟時代尤爲重要。和很多人想的不一樣,知識經濟時代不是“遠程”時代,與之相反,實證經驗是人才向大城市聚集的趨勢再次加速,相比於1980年,2018年美國大學生在大城市的聚集度明顯更高。這種加速聚集現象背後的驅動力是,在知識經濟時代,信息交流及市場交易的頻率指數化上升,對降低交易成本的訴求更大,而低交易成本有賴於產業、從業人員及顧客羣的高度“集聚”,城市的“競爭力”也來自這裏。中國目前產業鏈的完整性方面、高端製造業和服務業領域還差“最後一公里”,而大城市的聚集效應,產業聚集分層,對完成這“最後一公里”至關重要。

  圖表: 美國自1980年以來人才加速向大城市聚集

資料來源:美國人口普查局,美國勞工統計局,中金公司研究部資料來源:美國人口普查局,美國勞工統計局,中金公司研究部

  最後,建設大都市“1小時通勤圈”、配套相應的戶籍和農村土地制度改革,對優化城市人口結構,緩解包括房價收入比偏高在內的“大都市病”都會有幫助。所謂都市圈在空間形態上,簡單地說就是在覈心區周邊形成“一小時通勤圈”,或在已有核心城市周邊50-70公里左右範圍形成城市網絡體系。從國際經驗上來看,都市圈能夠大大促進人口的流動、優化資源配置。我們觀察到,海外都市圈形成的過程中都有一個核心區人口相對年輕化、外來人口比例上升的特徵,而核心區外人口密度遞減、平均年齡遞增,這有利於城市資源更高效地在不同人羣之間進行配置,緩解居住面積、環境等方面的緊張。反觀中國,很多大城市的核心區還住着較高比例的退休人員,他們對“通勤效率”的要求已經下降,但對居住環境的要求上升,然而目前的戶籍和土地政策,以及城市的基礎設施不支持他們大量遷出市區,這對市中心的資源也是一個擠佔。另外,中國大城市服務人員供給緊張的問題,也可以通過打造高效通勤圈而有效緩解。

  5、“後疫情時代”中國面臨哪些中期的挑戰, 爲什麼您認爲加快推動新型城鎮化是幫助中國更好化解這些挑戰、抓住當前發展機遇的重要政策?

  新型城鎮化建設既是短期穩增長的重要抓手,也是幫助理順中國當前面臨的三個中期挑戰的“一石多鳥”之策,而當前正是實施相關改革的關鍵時間窗口。

  第一個挑戰是全球化停滯、供應鏈碎片化。在新冠疫情爆發之前,中國及全球貿易量已經隨着貿易摩擦升級而萎縮,我們也看到近期美國再次對華爲進行鍼對性“封鎖”、全球科技產業鏈的合作可能受到嚴峻挑戰。雖然全球合作減少對任何一國來說都是理論上的“效率損失”,但是,本國供應鏈最全、國內市場潛力最大的經濟體所遭受的“損失”會最小。中國打造更完整產業鏈、以及加速擴大內需的緊迫性進一步上升。某種程度上說,中國已經擁有全球最全的產業鏈,只是在高端製造業這“最後一公里”仍有短板。推進新型城鎮化建設,尤其是加快城鎮流動人口落戶、以及打造產業和勞動力聚集能力更強的大都市圈,將對推動產業分層、升級都很有必要。同時,城鎮化是推動消費最持久的政策——聚集和分工會帶來很多新的消費需求。縮小城鄉收入和財富差距也可以持續釋放中國的消費潛力,對做大本土市場意義重大。

  第二個中期挑戰,是全要素生產率的近年下了一個臺階、亟需激發新的“改革紅利”。2015年後,隨着全球化動力減退、上一輪要素市場化改革帶來的紅利增長逐漸進入“平臺期”,全要素生產率(也就是TFP)增速從1979-2007年間平均3.7%的水平,下降至平均1.8%,對增長的年均貢獻下降了近2個百分點。中國過去幾十年的經驗表明,合理的結構性改革政策“撬動”長期需求,比短期財政貨幣政策全面大幅擴張的功效更持久、且“副作用”更小。這個角度,推進新型城鎮化改革、同時釋放制度紅利和有效需求,無疑是優選政策。

  第三個挑戰是我國勞動人口老齡化加速,尤其是進城務工流動人口平均年齡快速上升。從年齡結構看,2010年農民工主要以20-30歲的青年爲主,他們的佔比超過當時農民工總規模的三分之一,而50歲以上農民工的佔比當時僅爲12.9%;但2019年, 40歲以上農民工佔到總量近一半,30歲以下的農民工佔比降至四分之一。此外,外出務工農民工的平均年齡小於本地務工農民工近10歲,表明隨着年齡增長,未能落戶的農民工遷移意願明顯下降。根據我們的估算,45歲以下的農村剩餘勞動力仍有幾千萬,當前農村勞動力轉移仍有潛力,但是隨着人口老齡化的加深,這個改革“窗口期”在未來5年會加速關閉。

  6、 推進新型城鎮化需要同時推進哪些制度建設?今年的新型城鎮化改革任務和去年的對比,有哪些變化?

  目前加速新型城鎮化建設,需要以下5個方面的制度配套:

  1)  加快取消落戶限制、有序推動市民化。

  2)  加速農村土地確權、流轉。

  3)  建設多層次住房供應體系, 大力建設並完善 “商品房+公共住房”雙輪驅動的住房供應體系。

  4)  加強公共服務和社會保障全國統籌,縮小城鄉差距,加快社保體系改革。

  5)  推動財稅體制改革,釐清中央、地方財權事權分配。雖然放最後,但這一點是推動以上所有制度變化落地的關鍵動力和基礎。

  我們看到今年政府已經在推動相關方面的改革,4月9日國務院印發《關於構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場化配置體制機制的意見》,同日發改委發佈《2020年新型城鎮化建設和城鄉融合發展重點任務》,兩份文件對戶籍制度、農地入市、城市建設的投融資渠道、都市圈建設、公共服務等關鍵性的制度改革都提出了更明確目標,並掃清了一些障礙。文件中,去年“任務”中在研究階段的一系列政策今年都到了“落實”階段。其中值得關注的是以下幾點:

  ·  實質上推動大城市的戶籍制度改革。相較於2019年,今年明確提出了推動常住人口500萬以上的超大、特大城市取消基本人羣的落戶限制,鼓勵常住人口300-500萬的大型城市全面取消落戶限制。

  ·  全面推動農村土地入市,“賦權”省級政府。今年提出全面推開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直接入市,國務院將部分農用地轉爲建設用地的審批權交給省級政府,地方政府將有更強的積極性和資源區推動新型城鎮化的建設。

  ·  相較於往年,今年更加強調中心城市及都市圈的發展。過去幾年大力發展特色小鎮相關政策較多,今年則明確提出提升中心城市的能級與核心競爭力,優化發展直轄市、省會城市等中心城市。具體來看,今年將編製成渝地區、南京、西安、福州等都市圈發展規劃,同時將推動建設用地資源向中心城市和重點城市羣傾斜。

  7、 在推進新型城鎮化建設的過程中,除了聚焦升級城市“軟件”的新基建以外,還需要重視傳統基建對於“補短板”的重要性。您認爲,傳統基建可以從哪些方面助力新型城鎮化的順利推進呢?

  首先,要打通城市內外人流、物流及信息交流的“毛細血管”。具體來說,一方面要加強跨城與城內交流效率。這就要求我們加大軌道交通、道路等方面的基礎設施投資,增強人員的通勤能力。雖然中國高端交通設施、比如高鐵總里程全球領先,但一些更爲普遍的交通設施“密度”還是很低——中國人均擁有量較美國、日本、德國等發達國家仍有很大的差距。再舉一例,在大城市中國地鐵的密度是發達國家的四分之三左右,但是中小城市沒有地鐵、對比全球,大約一半擁有地鐵的城市人口不到300萬。“顯性”交通基礎設施之外,“隱性”的下水道、管廊、油氣管道這些設施的差距就更大了,比如,中國的油氣管道人均長度只有美國的80到90分之一,等等。這些例子還很多。硬件之外,數據中心、服務器,數據存儲這些基礎設施也有很大發展空間。

  圖表: 中國人均基礎設施擁有量相對較低

資料來源:世界銀行,中金公司研究部資料來源:世界銀行,中金公司研究部

  圖表: 中國基礎設施密度不足

資料來源:世界銀行,中金公司研究部資料來源:世界銀行,中金公司研究部

  其次,中國亟需提升城市綜合承載能力——這裏包括在“軟件”和“硬件”多個領域擴容和升級城鎮的生活設施。

  比如,中國城市老舊小區普遍存在公共服務、配套設施嚴重缺失、老化的問題,根據住建部的介紹,我國2000年前老舊居住小區近16萬個,涉及居民超過4200萬戶,建築面積約爲40億平方米,潛在加裝電梯的數量可能有200-400萬部。另外一個例子是,發達國家汽車保有量與停車位個數的比例是1:1.3,而我國同樣的比例在大城市爲1:0.8、中小城市約爲1:0.5。

  再舉例說,城市能源、生態環保等方面基礎設施也有較大缺口。不僅城鎮化自然帶來很多升級擴建的需求,農村的能源體系建設同樣需要進一步投入。比如集中供暖,中國很多較早的熱網管路系統腐蝕老化;清潔能源方面,2018年北方地區清潔供暖率約46%,仍有1.2億人不能享受清潔供暖,不用說更多的地區不提供集中供暖。

  在醫療、教育等民生領域,中國城市人均資源仍有多處短板。首先,中國人均醫護人員數量、ICU牀位偏少——中國每千人僅擁有3名護士,不到歐盟的1/2、美國的1/3;根據中金醫藥組對ICU牀位擴張空間的測算[1],目前ICU牀位缺口7萬張。從宏觀數字來看,中國每年醫療支出佔GDP的比例比較低,2018年中國醫療支出佔GDP的比例爲6.6%,遠低於法國、德國和加拿大的10%以及美國的16.2%。教育方面,2018年,中國教育GDP佔比爲4%,相比之下美國財政教育支出佔美國GDP的7.2%。中國教育投入不足最突出的一個反映是學校平均班級規模偏大,中國小學、初中的平均班級規模分別是38人、49人,而全球平均水平則在20左右,顯出師資力量不足。

  圖表: 中西方ICU牀位占人口比重差異(2018年)

資料來源:中國新聞週刊,中金公司研究部資料來源:中國新聞週刊,中金公司研究部

  圖表: 中國每千人擁有護士數與發達國家存在差距(2018年)

資料來源:WHO,中金公司研究部資料來源:WHO,中金公司研究部

  第三,在提升城市聚集效應的同時,要防治“大城市病”——包括房價和其他生活成本上升、擁堵、污染、醫療教育資源不足等。在最受關注的房地產方面,我們重申中國城鎮“有效”存量住房說不上過剩,大城市高質量住房和政府補貼住房兩個方面都有較大缺口。在中國存量住房中,15%建於1990年以前,一居和二居室佔比達62%,而四居室及以上佔比僅7%,難以滿足現代城市居民對住房的質量要求;存量住房中甚至有16%的住房沒有廚房或衛生間,歐美這一比例近乎於0。另外,中國城市的公租房數量有很大的缺口,人均公租房擁有量不僅低於新加坡,對比在這一方面一直飽受詬病的中國香港,中國的公租房密度也只是它的一個“零頭”。此外,民生基礎設施、環保等一系列的配套也需要跟上——有關基建投資各方面的短板,我們在報告全文裏有更系統的總結。

  圖表: 中國大城市公租房單位數量嚴重短缺

資料來源:國家統計局,新華網,中金公司研究部資料來源:國家統計局,新華網,中金公司研究部

  8、 最後一個問題,請您爲聽衆總結一下,在當前的宏觀背景下,如果更直觀地去理解,如何在新型城鎮化的政策框架下解讀當前各項宏觀政策?

  我覺得可以大體總結爲三個“不一樣”:“不一樣的基建投資”、“不一樣的地產政策”、“不一樣的消費支持”。

  首先,用不一樣的視角看基建投資。長期以來、尤其是近10年,中國基建投資常常被和一直回報率低、重複建設等特點劃上等號。但是近幾年來這個思路有一定的變化,一些此前“超前”基建釋放需求和帶動產業升級的長期效應開始體現出來了,比如高鐵、比如4G網絡建設。在這裏,我們認爲圍繞新型城鎮化的相關的基建投資,一方面是的確仍有很大的供給缺口,另一方面有較大的正面“外部性”,拉長時間看可以帶動企業投資和個人消費,綜合“社會回報率”不低。

  再者,不一樣的地產政策思路。當前的地產政策思路已經不再是以往狹義的需求端的“放鬆”或者“收緊”。當前的地產政策可能更多在供給側“做文章”,着力建設城市多層次的住房供應體系,加大保障房、公共住房的建設力度等,可以達到長期平抑房價、短期提振經濟、一舉兩得的效果。

  最後,也是非常重要的一點,不一樣角度來支持消費。大家說起提振消費,往往聯想到較爲狹義的消費支持主要是汽車、家電方面的補貼,稍微廣義一點的可能包括減稅降費、補貼居民收入,消費券等。但從長期來看,大力城鎮化是有持續性的支持消費的政策——小農經濟的消費需求比城市生活小很多,尤其在“懶人經濟”、社交服務等領域。我們認爲,新型城鎮化將釋放消費“新潛力”,爲消費提供“新場景”,是最長效的支持消費政策。可以這麼總結——短期看,新型城鎮化提振投資需求,但是拉長看,真正受益的,最終還是大消費行業。

  文章來源

  本文摘自:2020年5月12日已經發布的《爲何推動新型城鎮化是“長短皆宜”的政策必選項?》

  易  峘 SAC 執業證書編號:S0080515050001 SFC CE Ref:AMH263

  袁  越 SAC 執業證書編號:S0080118090059 SFC CE Ref:BOK326

  周  彭 SAC 執業證書編號:S0080119080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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