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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2020年風險怎麼看?金融大佬各抒己見

http://finance.sina.com   2019年11月27日 09:14   北京同乐城国际线址網

  同乐城国际线址美股 北京時間11月28日訊,能問鼎大型金融機構的人,無一不是對風險有着深刻的理解。因此,我們邀請投資銀行、資產管理公司、保險公司和私募股權公司的領導人談了談他們對2020年有什麼危險等候着大家的看法。在他們看來,有很多事情值得擔心,但也有一些做好準備的辦法。

  David Solomon

  高盛集團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

  “我不認爲最大的風險與經濟有關。政治格局存在許多不確定性,這可能導致企業在作投資決策時猶豫不決。我不會說我們將把自己‘說進’衰退,但政治格局的不確定性於經濟或市場無益。

  “在接下來的幾年中,貨幣政策將繼續成爲一大焦點,我相信我們將回過頭來看並吸取有關負利率影響的經驗教訓。

  “我們的應對方法是,專注於我們的客戶以及我們可以怎樣幫助他們度過各自面臨的挑戰。作爲一家公司,我們有一項正在實施的長期戰略,該戰略的重點是利用現有業務中的增長機會、擴張消費者等新業務並提高效率。不過,我們在適應多變操作環境方面已有150年的歷史。”

  李揆晟

  凱雷投資集團聯席首席執行官

  “在資本市場準入、跨境投資和資產所有權等方面的人爲限制可能會拖慢經濟增長並引發重大的流動性問題,並造成不可預測的、可能有害的市場後果。”

  “我們仍然專注於我們知曉自己可以控制的事情。這意味着進行爲長遠打算的投資,保持自律和平衡,與一流夥伴合作,並從我們的全球平臺汲取一切可能資源來幫助推動價值創造,而不管市場周而復始的紛擾或政治局勢的發展。”

  Stephen Schwarzman

  Blackstone Group Inc.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

  “世界各地經濟經過了一段時期的增長後都在放緩,但仍展現出韌性,尤以美國爲甚。全球利率下降乃至變爲負利率的趨勢有可能進一步損害經濟增長,並使各國在下一輪經濟衰退到來時面臨挑戰。但近期內最大的風險仍是地緣政治。任何可見或不可預見的問題都可能動搖投資者信心,並立即產生負面影響。正如我在我的新書What It Takes中概述的那樣,Blackstone建立起了將這些下行風險納入我們決策過程的文化,政府、機構投資者和公司也應該這樣做,這一點很重要。”

  Anne Richards

  富達國際首席執行官

  “負債券收益率現在已經是令人關切的系統性問題。由於央行利率都處於最低水平,而美國國債估值處於100年來最高水平,我們看上去已接近泡沫區域,但不知道如何或何時破裂。央行出手支持風險資產和風險情緒的壓力很大,不管這樣做是不是有潛在的道德風險。等利率和收益率下行趨勢最終迎來扭轉的時候,可能造成極具破壞性的後果--正是因爲包括這個原因在內的諸多因素,美聯儲和(歐洲央行)等諸多央行自全球金融危機以來都數次加息。”

  “另一個引人關切的問題是流動性。全球資本自由流動正遭遇越來越多的障礙。諸如貿易摩擦,歐盟和瑞士在上市證券交易問題上的爭端之類的例子表明,政治分歧正演變成資本和貿易限制。若資本自由流動性下降並被限制在較小的資金池中,將削弱金融系統動態應對意外流動性事件的能力,例如交易對手意外失敗。”

  “現在是進行主動管理,動態監控潛在系統性風險並隨之調整的時候。我們會定期開會評估我們的宏觀倉位配置,依靠我們在基本面、自下而上篩選公司方面的實力,來着重於我們所挑選的股票和信用產品的質量。我們在風格、板塊和地區之間進行多樣化選擇,並藉助我們在不同司法轄區和時區進行交易的能力,來確保投資和借款期限適當匹配。”

  David Herro

  Harris Associates副董事長

  “最大風險來自於任何會削弱自由市場資本主義和私有財產權的事情,無論是選舉結果還是其他政治行動。作爲投資者,解決方案永遠都是尋找最高質量的企業和最低的估值。”

  Axel Weber

  瑞銀董事長

  “我預計2020年存在大量風險。舉例來說:貿易衝突,中東衝突,英國脫歐,美國大選,或者更普遍的,當前全球經濟疲軟的態勢加劇。但最讓我擔心的還不是這些風險本身。這些下行風險是人們可以事先準備應對的已知挑戰。更讓我擔心的是與這些風險相關的前所未有的不確定性。例如,我擔心全球化逆轉可能帶來的不利後果,過去十年超寬鬆貨幣政策對金融和貨幣穩定產生的副作用,或網絡攻擊的潛在系統性後果。作爲一家銀行,我們必須認識到高度不確定性時期的這些風險並未雨綢繆。這就是爲什麼我們對我們的區域和部門多元化業務感到滿意。這使我們能審慎管理風險敞口和負責任地管理金融資源。”

  Andreas Utermann

  安聯投資首席執行官

  “風險一:新自由主義世界秩序的持續瓦解。在戰後大部分時間,自由貿易和阻礙較小的資本流動讓整個世界受益匪淺。贏家顯然多過輸家。人們必然希望貿易摩擦加劇最終不會讓蛋糕變小,讓未能享受全球化紅利的人更難得到資源,從而加劇政治極端化。”

  “風險二:貨幣政策挑戰。過去40年通脹率下降和持低,正是因爲央行受政治的影響減少,且全球化降低了勞動力討價還價的能力。由於通脹率持續低迷和央行達不到通脹目標,央行可能遭到方方面面的政治指責,從而可能爲貨幣政策重新政治化鋪平道路。除此之外,如何在全球經濟放緩背景下撤出量化寬鬆政策成爲了愈加艱鉅的挑戰。

  “由於存在這些重大風險和不確定性,我們對2020年及之後採取了非常注重成本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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