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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察因超生被辭退:確有4個孩子 沒爲超生假離婚

http://dailynews.sina.com   2019年11月08日 04:13   鳳凰網

近日,一則“民警因生三胎被單位辭退”?的消息在網絡中熱傳。在廣東省雲浮市公安局國內安全保衛支隊任職的薛權(化名)發文稱,自己和在當地小學任教的妻子謝玲(化名)的第三個孩子誕生前後,二人先後遭到各自單位辭退和開除。薛權認爲,這樣的處罰與2018年5月31日修改的《廣東省人口與計劃生育條例》不符,在具體執法中也存在不合程序之處。

 

 

雲浮市公安局情況通報

11月7日晚,雲浮市公安局發佈情況通報稱,薛某權作爲民警和公務員,知法違法。在薛某權妻子政策外懷孕期間,公安局多次找薛某權談話教育未果,因此認定其已不適合在公安機關工作,作出辭退決定。

“我確有4個孩子,但超生只有1個,沒爲超生假離婚”

雲浮市公安局發佈的情況通報指出:“薛某權2006年與前妻政策內生育一孩(女);2012年1月與現妻子謝某玲再婚並於當年7月政策內生育二孩(男),2012年10月與謝某玲離婚;2016年5月與謝某玲復婚4個月後,政策內生育三孩(女);2019年1月,薛某權與謝某玲政策外生育四孩(女,屬謝某玲第三孩)。”

11月8日,薛權在接受津雲新聞記者採訪時表示,自己確實共有4個孩子,但政策外生育的只有1個,即2019年年初妻子謝玲所生的這個女孩。

“我和前妻在2006年生了一個女孩,2009年我和前妻離婚後,這個女兒和前妻一起生活了。爲保護她們的隱私,我很少和他人或媒體提到和前妻生的孩子。警方通報裏其實也說得很明白,我只有1個孩子屬於超生,不是網上說的‘屢次違法’。”薛權解釋道。

 

 

薛權一家人

此外,對於通報發出後網友質疑薛權是“假離婚”以求得多生孩子的配額這一說法,薛權向記者予以說明:“2012年10月,我們在孩子出生後3個月離婚了,但那次離婚是出於情感和其他一些私人原因。2016年5月,我和謝玲又復婚了,她那時的確已有身孕,隨後,我們的第二個孩子出生。從某種程度上來說,這個孩子對促成我和妻子復婚有很重大的意義。”

“退一步說,如果真是爲了能多生孩子而假離婚,那也應該是發現懷孕後離婚,而我們反而是發現懷孕後結婚了,因此這種說法邏輯上不通。”薛權說道。

屢次被要求“補救”仍生下孩子 生育前後夫妻雙雙丟掉工作

薛權與身爲小學教師的妻子謝玲在3個月內接連被辭退和開除,這要從2018年5月謝玲的懷孕說起。

 

 

薛權在講課中

在薛權看來,這次超生本來是可以避免的:“由於我經常要出差,夫妻二人聚少離多。2018年5月1日,我回到雲浮市的家中和妻子短暫團聚,此後便應中國人民公安大學的邀請,前去駐校教學。5月底,妻子發現可能懷孕了,由於她當時工作繁忙又感冒了,到了6月初才去醫院做檢查,並確認自己懷孕。這是一次意外懷孕,當時我們第一反應其實是做引產,但6月3日,我在網上看到廣東省人大常委會發布了修改《廣東省人口與計劃生育條例》的相關通知,於是開始考慮,是否可以把這個孩子留下來。”

薛權回憶稱,妻子謝玲在發現懷孕後曾向學校做了彙報,並同時指出了《廣東省人口與計劃生育條例》有所修改。當時曾得到領導回應說:“剛剛好呀,祝賀你。”隨即,二人決定不打掉這個孩子。但沒想到的是,2018年的“十一”過後,校方和區教育部門一改此前“相安無事”的態度,開始屢次要求謝玲採取“補救措施”,併發公函給薛權供職的雲浮市公安局。薛權稱,所謂的補救措施,就是做引產手術。而此時,謝玲腹中的孩子已有6個多月大了。

薛權還表示,妻子曾對自己說,學校校長會在自己給學生們上課時就在教室外喊道:“謝玲,出來。”並進行談話,留下一個班的學生沒人給上課。此外,只要謝玲沒課時,就會有各路領導“輪番上陣”勸說,這種勸說的頻率在2019年初孩子出生前夕達到了高峯。

記者連日來多次撥打謝玲曾供職小學的電話,希望確認上述情況。一位老師向記者表示“不便透露,具體請諮詢區教育局”。記者又致電云城區教育局人事部門,一位工作人員表示,去年主要負責處理這件事的領導已於2019年9月退休了,許多事情自己這邊剛接手,並不是很瞭解。

2018年12月29日,薛權被雲浮市公安局辭退,2019年1月19日,薛權、謝玲夫妻的第三個孩子出生,2019年3月21日,謝玲被學校開除。

計生人員曾告知不會被開除 云城區衛健局:開不開除各單位自己決定

薛權表示,由於相關政策的變動還沒過多久,夫妻二人當時的內心是很忐忑的。爲此,他曾諮詢過當地的計生部門。之所以最終決定留下了這個孩子,其中一個原因就是計生部門的回答令他心裏“多少有了底”。

然而令薛權錯愕的是,當地計生部門工作人員曾在孩子出生前親口對他說過“只會處分、可能影響升職、評先和評優,不會被開除”。而薛權被辭退後,雲浮市云城區衛健局又表示“開不開除,由當事人的單位決定”。

在薛權提供的一段視頻中,一位女性工作人員對他說:“按照現在的政策來講,現在還沒生,生出來之後才能認定私生的事實。你現在有單位,那麼如果孩子生出來後交了社會撫養費,是可以在單位工作的。但按照現在的政策來說,對於你自己個人的升職和評優是有影響的。

據薛權介紹,上述視頻中的對話發生在云城區計生服務站,說話的工作人員是該站的吳科長。孩子生下來後,也是這位吳科長交給他一份《社會撫養費徵收決定書》。

11月5日,雲浮市云城區衛健局接受媒體採訪時表示:“是國家工作人員,應當依法給予行政處分。開不開除,由當事人單位決定。”

對於上述相互矛盾的說法,薛權對記者說:“衛健局這麼說,我也不知道該說什麼。事實上,我被辭退、我妻子被開除,均未有計生部門介入調查,都是雙方單位各自處理的。”

去年5月廣東省曾修改《人口與計劃生育條例》 當事人:辭退不是行政處分

記者查閱發現,廣東省政府官方網站曾於2018年5月31日發佈名爲“廣東省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於修改《廣東省人口與計劃生育條例》的決定”的文件。

 

 

廣東省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於修改《廣東省人口與計劃生育條例》的決定(截圖自廣東省人民政府官網)

修改前的《廣東省人口與計劃生育條例》第四十條曾規定:“國家機關和事業單位、國有企業、國有控股企業,鄉鎮集體企業對其超生職工應當給予開除處分或者解除聘用合同。”

而在2018年5月31日修改後的條例中,第四十條已改爲:“按照法律、法規規定繳納社會撫養費的人員,是國家工作人員的,還應當依法給予行政處分;其他人員還應當由其所在單位或者組織給予紀律處分。”

在薛權看來,他與雲浮市公安局的矛盾,就是源於對這一條例理解的不同。

薛權對記者解釋,上述這份省級文件已經調整了對超生處罰的態度。具體到他本人的情況來說,該條例中指出“是國家工作人員的,還應當依法給予行政處分”,但自己被辭退並不屬於行政處分的一種:“《行政機關公務員處分條例》規定了行政機關公務員處分的種類有6種,分別爲警告、記過、記大過、降級、撤職、開除,行政處分的法定情形不包括辭退。有關黨委規範性文件規定行政開除處分也不是指辭退。就算單位要‘頂格處罰’我,也沒有這個法律依據。考慮到《廣東省人口與計劃生育條例》修改前後去除了“應當給予開除處分或者解除聘用合同”的字樣,因此單位可選擇的行政處分也不能包含‘開除’這個選項了。不作行政處分而是直接辭退,這不是‘頂格處罰’。”

就薛權上述質疑,記者採訪了一位雲浮市公安局相關人員,對方表示:“這個問題在雲浮市公務員局的《申訴處理決定書》中有明確說明。”記者看到,在這份開具時間爲2019年6月11日的《申訴處理決定書》中,雲浮市公務員局公務員申訴公正委員會曾寫道:“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務員法》第八十三條第四款(經記者覈查,此條款在修訂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務員法》中爲第八十八條第四款),不履行公務員義務,不遵守法律和公務員紀律,經教育仍無轉變,不適合繼續在機關工作,又不宜給予開除處分的,作出辭退決定。”

 

 

雲浮市公務員局公務員申訴公正委員會回覆的《申訴處理決定書》

當事人:被辭退一事涉嫌多項不合法定程序行爲

對於上述針對辭退決定的解釋,薛權認爲仍有不合法定程序的地方。

“在雲浮市公安局援引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務員法》和《公務員辭退規定?(試行)》中,作出辭退決定需要有明確的違法違紀事實,但我被辭退是2018年12月29日,我和現妻子的第三個孩子出生是在2019年1月19日。被辭退時,我的孩子還沒出生。”?薛權說道。

薛權還認爲,當地計生管理部門沒有介入到調查、認定超生的過程中,這是反常的:“公安局和區教育局在辭退、開除我們夫妻二人時,繞開了我們當地的計劃生育管理部門,這也違反了法定程序,犯了司法錯誤。雲浮市公安局的通報稱,警方‘經過調查認定超生’,但公安局沒有對超生的調查權和認定權,這已經涉嫌權力的濫用了,我不知道他們爲什麼要繞開計生管理部門。

 

 

《廣東省第十三屆人民代表大會法制委員會工作報告》中“取消超生即辭退”的內容(2019年3月出版)

記者詢問薛權,除上述涉嫌不合法定程序的行爲外,對於辭退這一決定本身是否認可。薛權沉默了數秒後,表示:“也不認可,這不符合最新的《廣東省人口與計劃生育條例》中取消‘超生即辭退’規定的精神。”

留下孩子源於不忍心 也有對妻子健康的顧慮

據瞭解,薛權和謝玲的家中此前已經有兩個孩子,老大是男孩,今年8歲,老二是女孩,今年3歲,而夫妻二人的父母俱在。

 

 

謝玲和三個孩子

記者詢問薛權,既然此前夫妻二人已經有一男一女兩個孩子,還有多位老人要贍養,爲何會堅持將這可能導致夫妻被單位處分的第三個孩子生下來。薛權表示,一方面是看到相關條例有了修改,另一方面則是“不忍心、不捨得”,同時也有對妻子做引產手術後健康的擔憂。

“其實我們心裏明白,我們夫妻雙方父母共4位老人需要照顧,還有兩個孩子,再生一個其實是有很大經濟壓力的,對此是有心理準備的。但一方面是看到條例的修改,另一方面也是出於人道主義考慮,特別是孩子5個月時有胎動後,經常在媽媽的肚子裏踢或扭動着,我和妻子本來就舉棋不定,看到這個情況時更是猶豫。”?

此外,薛權還對記者表示,夫妻二人最終沒有選擇引產,還有一個原因是對此舉動可能威脅到謝玲身體健康的擔憂。“正如我此前說的,2018年‘十一’之前,兩邊的單位並未要求我們進行‘補救’措施,真正要求我妻子引產時,她已經懷孕6個多月了。醫生曾對我們表示,此時再做引產,對大人可能有一定的危險性和身體負擔。因此,我們當時的處境是進退兩難。”

並不瞭解何爲“衍生問題” 希望單位明確說出來

11月4日,雲浮市公安局的工作人員在接受媒體採訪時回應稱:“辭退薛權並非網上文章所稱‘超生’那麼簡單,單位肯定不會隨隨便便辭退一位公務員。薛權被辭退,是因爲他的超生帶來了一些衍生問題,在多次溝通無果情況下,才將他辭退。”

11月6日,記者採訪到被辭退的當事人薛權,他對記者說道,自己並不知道雲浮市公安局說的“衍生問題”指的是什麼。

“在我看來,雲浮市公安局所說的這個?‘衍生問題’是不存在的,我認爲並沒有什麼別的原因,也不瞭解會存在什麼別的原因。在此我也希望說一句,如果我的單位認爲辭退我這件事存在某些‘衍生問題’,我希望他們可以明確公開地說出來,不要搞一些模糊不清的說法。”薛權說。

記者多次試圖就該事件中雲浮市公安局所提到的“衍生問題”詢問詳細情況,但云浮市公安局相關工作人員表示“不便回答”。

申訴被駁回 尚需繳社會撫養費十五萬餘元

被辭退後,薛權曾向雲浮市公務員局公務員申訴公正委員會申訴,但該委員會決定維持被申訴人的辭退決定。2019年6月,薛權夫婦向雲浮市教育局提出申訴。6月25日,雲浮市教育局作出不予受理的決定。

2019年9月,謝玲向雲浮市云城區人民法院起訴云城區教育局,但法院未予以立案。

 

 

薛權收到的《社會撫養費徵收決定書》

孩子生下後,薛權被當地計生部門告知,需繳社會撫養費十五萬餘元。薛權提供的一份《社會撫養費徵收決定書》顯示:“經調查覈實,你們於2019年1月19日不符合法律、法規規定生育子女,雙方城鎮居民,超生一個子女,根據?《廣東省人口與計劃生育條例》規定,決定給予徵收社會撫養費人民幣153165元。”

11月8日,記者多次撥打雲浮市公安局宣傳科的電話,希望就薛權對警方通報提出的多項質疑進行採訪,截至發稿前,該電話未能接通。

(部分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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